先秦时期
拔罐疗法,古代典籍中亦称之为角法。这是因为我国远古时代医家,是应用动物的角作为吸拔工具的。在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已经有关于角法治病的记述:“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其中“以小角角之”,即指用小兽角吸拔。据医史文献方面的专家考证,《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医书,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这就表明我国医家至少在公元前六~二世纪,已经采用拔罐这一治疗方法。
晋唐时期
东晋人葛洪,在其所撰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到用角法治疗脱肿;所用的角为牛角。鉴于当时此法盛行,应用不当易造成事故。所以葛洪特别告诫要慎重地选择适应症候,书中强调:“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肘后备急方卷中》)。这显然是有道理,即使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所列的多数病症,也确实不是拔罐的适应症。
到了隋唐时期,拔罐的工具有了突破性的改进,开始用经过削制加工的竹罐来代替兽角。竹罐取材广泛,价廉易得,大大有助于这一疗法的变及和推广;同时竹罐质地轻巧,吸拔力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在隋唐的医籍中,记载这方面内容较多的是王焘的《外台秘要》。如《外台秘要卷四十》中就有关于用竹罐吸拔的详细描述:“遂依角法,以意用竹做作小角,留一节长三、四寸,孔经四、五分。若指上,可取细竹作之。才冷搭得螯处,指用大角角之,气漏不嗍,故角不厌大,大即朔急差。速作五、四枚,铛内熟煮,取之角螫处,冷即换。”指出应据不同的部位,取用不同大小的竹罐。而当时所用的吸拔方法,即为当今还在沿用的煮罐法,或称煮拔筒法。值得指出的是,《外台秘要》对这一方法在多处加以具体的介绍,在第十三卷中提到,先在拔罐的部位上,“以墨点上记之。取三指大青竹筒,长寸半,一头留节,无节头削令薄似剑。煮此筒数沸,及热出筒,笼墨点处按之”。吸拔工具和吸拔方法和改进,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金元时期
如果说,在隋唐时代还是兽角和竹罐交替使用的话,那么,到了宋金元时代,则竹罐已完全代替了兽角。拔罐疗法的名称,亦由“吸筒法”替换了“角法”。在操作上,则进一步由单纯用水煮的煮拔筒法发展为药筒法。亦即先将竹罐在按一定处方配制的药物中煮过备用,需要时,再将此罐置于沸水中煮后,乘热拔在穴位上,以发挥吸拔和药物外治的双重作用。元代医家萨谦斋所撰的《瑞竹堂经验方》中曾明确地加以记述:“吸筒,以慈竹为之削去青。五倍子(多用),白矾(少用些子),二味和筒煮了收起。用时,再于沸汤煮令热,以筋箕(箝)筒,乘热安于患处。”
明代
拔罐法已经成为中医外科中重要的外治法之一。当时一些主要外科著作几乎都列有此法。主要用于吸拔脓血,治疗痈肿。在吸拔方法上,较之前代,又有所改进。用得较多的是将竹罐直接在多味中药煎熬后的汁液中,煮沸直接吸拔。所以,竹罐又被称之为药筒。明代外科大家陈实功,对此曾作过详尽的记载:煮拔筒方:“羌活、独活、紫苏、艾叶、鲜菖蒲、甘草、白芷各五钱,连须葱二两。预用径一寸二、三分新鲜嫩竹一段,长七寸,一头留节,用力划去外青,留内白一半,约厚一分许,靠节钻一小孔,以栅木条塞紧。将前药放入筒内,筒口用葱塞之。将筒横放锅内以物压,勿得浮起。用清水十大碗筒煮数滚,约内药浓熟为度候用。再用披针于疮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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