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罐疗法真正越出中医外科外治法的界限，取得突破性进展，并成为针灸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疗法，则是最近数十年的事。其现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下以几个方面。

一、各种变革之法纷呈：

纵观历代拔罐用具，虽经数千年，亦仅只兽角、竹罐和陶罐、金属罐四种，其中兽角早在唐宋就已逐渐淘汰，金属罐，因其价格贵，又有传热快，易烫伤的缺陷，实际上并未在临床上推广。现代，除了继承传统的拔罐用具外，已创制出很多新的器具，诸如玻璃罐、橡皮罐、塑料罐及穴位吸引器等。特别是玻璃罐及塑料罐，应用最广，似有取代传统工具之势。

在拔罐操作方法上，更为古人所望尘莫及。如以吸拔的排气法分，有利用火力排去空气的火罐法，包括闪火法、投火法、架火法、滴酒法等等；有利用煮水排去空气的水罐法；有利用注射器或其他方法抽去空气的抽气罐法。如以吸拔的形式分，又有单罐、排罐、闪罐、走罐之别。另外，近年来，拔罐与其他穴位刺激法结合运用日趋增加，其中不少已成有机整体，如用中草药煎煮竹罐后吸拔，或在罐内预行贮盛药液吸拔的药罐；在针刺过的部位或留针处拔罐的针罐；用三棱针或皮肤针等刺破体表细小血管之后拔罐的刺络拔罐，等等。

通过以上这些方法上的改进和发展，有助于简化操作方法，提高吸拔质量，适应不同需要，扩大治疗病种，增进防治效果。

二、适应病症迅速增加：

如前所述，古代应用拔罐法治疗的病症十分局限。近几十年来，拔罐疗法已经普遍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病症。据我们对1950年至1990年四十年间大陆公开出版的医学杂志统计，发表有关拔罐疗法的临床报道，就有二百余篇之多。所涉及的病症达五十二种。其中既有急性病症，诸如急性阑尾炎、胆绞痛、急性扁桃体炎、急性腰扭伤、带状疱疹等，也用于治疗某些为现代西医所束手的疑难病症，如牛皮癣、红斑性肢痛症、遗尿等。对其中不少病症取得了颇为独特的效果。

为了客观验证拔罐疗法治疗效果的可靠性，大多数拔罐适应症都积累了较大的样本，以表明其的可重复性。如神阙穴拔罐治疗急性荨麻疹，近几年就有多家报道，总共例数达数百例之多，平均有效率超过90%。有的学者，还从临床研究的角度出发，选择有关实验指标，进行对照观察，以证实其疗效的可靠性。如支气管哮喘，针刺拔罐治疗前后肺功能各项测定指标均有明显差异(P＜0.01～P＜0.001)，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亦极为显著(P＜0.001)。这些都显示拔罐疗法的科学价值。

三、综合治疗日益重视：

综合治疗是拔罐疗法近年来临床应用的一个重要倾向。所谓综合治疗，是指拔罐与其他一种或几种穴位刺激疗法(有时也可包括中、西药物)结合治疗。这是由于针灸治疗疾病谱的变化、疾病难治程度提高所使然。拔罐与其他穴位刺激疗法的结合，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为在不同穴位或部位施治：如中风偏瘫，在头部穴位施头皮针，在患肢上拔罐。它可以以拔罐为主，也可以以其他疗法为主；可以与一种穴位刺激疗法结合，也可以与多种方法结合。二为在同一穴位施治：此法用得较多，如针罐法、刺络拔罐法即是。综合治疗有助于拔罐疗法提高和发展，以适应现代病防治的需要，但是，如何更好地进行有机的优化组合，使与各种疗法结合获得最大程度的互补效果，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机理研究初见成效：

拔罐为什么能起到防治疾病的作用，长期以来都是应用传统的中医理论，主要是脏腑经络学说进行解释的。近些年来，人们开始采用现代科学主要是现代西医学的方法探索拔罐的机理，虽然工作做得还不多，但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结果。

有的学者发现，拔罐所产生的局部吸力，可造成所吸拔部分的浅层组织发生被动性充血，有助于改善机体组织间的营

至清代，拔罐法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首先是拔罐工具的又一次革新。竹罐尽管价廉易得，但吸力较差，且久置干燥后，易产生燥裂漏气。为补此不足，清代出现了陶土烧制成的陶罐，并正式提出了沿用至今的“火罐”一词。对此，清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一书叙述颇详：“火罐：江右及闽中皆有之，系窑户烧售，小如人大指，腹大两头微狭，使促口以受火气，凡患一切风寒，皆用此罐。”表明陶罐已作为商品买卖，广为流行了。

其次拔罐方法，有较大进步，“以小纸烧见焰，投入罐中，即将罐合于患处。如头痛则合在太阳、脑户或颠顶，腹痛合在脐上。罐得火气舍于内，即卒不可脱，须得其自落，肉上起红晕，罐中有气水出。”此类拔罐法即目前仍颇为常用的投火法。同时，一改以往以病灶区作为拔罐部位，采用吸拔穴位来提高治疗效果。

同时，拔罐疗法的治疗范围也突破了历代以吸拔脓血疮毒为主的界限，开始应用于多种病症，恰如《本草纲目拾遗》所云：“拔罐可治风寒头痛及眩晕、风痹、腹痛等症”，可使“风寒尽出，不必服药”。

另外，清《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中还提到一种治疗疯狗咬伤的特殊拔罐之法，即在咬伤处，“急用大嘴砂酒壶一个，内盛于热酒，烫极热，去酒以酒壶嘴向咬处，如拔火罐样，吸尽恶血为度，击破自落”。

综上所述，拔罐疗法在我国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并形成一种独特的特殊的治病方法。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其发展过程是十分缓慢，它长期以来，主要是用以治疗痈种疮毒，清代虽有所拓展，而从总的情况，仍宥于疮疡外科的外治法之中。因此，本来属于刺灸法之一的拔罐法，在我国古代大量针灸著作中却十分鲜见。尤其是清末之后，随著针灸医学本身的衰落，拔罐法也流落于民间，其发展更趋于停滞。

拔罐法已经成为中医外科中重要的外治法之一。当时一些主要外科著作几乎都列有此法。主要用于吸拔脓血，治疗痈肿。在吸拔方法上，较之前代，又有所改进。用得较多的是将竹罐直接在多味中药煎熬后的汁液中，煮沸直接吸拔。所以，竹罐又被称之为药筒。明代外科大家陈实功，对此曾作过详尽的记载：煮拔筒方：“羌活、独活、紫苏、艾叶、鲜菖蒲、甘草、白芷各五钱，连须葱二两。预用径一寸二、三分新鲜嫩竹一段，长七寸，一头留节，用力划去外青，留内白一半，约厚一分许，靠节钻一小孔，以栅木条塞紧。将前药放入筒内，筒口用葱塞之。将筒横放锅内以物压，勿得浮起。用清水十大碗筒煮数滚，约内药浓熟为度候用。再用披针于疮顶上一寸内品字放开三孔，深入浅寸，约筒圈内，将药筒连汤用大磁钵盛贮患者榻前，将筒药倒出，急用筒口乘热对疮合上，以手捺紧其筒，自然吸住。约待片时，药筒已温，拔去塞孔木条，其筒自脱。”(《外科正宗痈疽门》)。这种煮拔药筒的方法，在明清的一些重要外科著作如《外科大成》等以及《医宗金鉴》，都有详略不等的载述，表明此法当时十分流行。

除了煮拔筒法，也应用一些更为简便的拔罐法，如明申斗垣的《外科启玄》就载有竹筒拔脓法：“疮脓已溃已破，因脓塞阻之不通……如此当用竹筒吸法，自吸其脓，乃泄其毒也”。

东晋人葛洪，在其所撰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到用角法治疗脱肿；所用的角为牛角。鉴于当时此法盛行，应用不当易造成事故。所以葛洪特别告诫要慎重地选择适应症候，书中强调：“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肘后备急方卷中》)。这显然是有道理，即使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所列的多数病症，也确实不是拔罐的适应症。

到了隋唐时期，拔罐的工具有了突破性的改进，开始用经过削制加工的竹罐来代替兽角。竹罐取材广泛，价廉易得，大大有助于这一疗法的变及和推广；同时竹罐质地轻巧，吸拔力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在隋唐的医籍中，记载这方面内容较多的是王焘的《外台秘要》。如《外台秘要卷四十》中就有关于用竹罐吸拔的详细描述：“遂依角法，以意用竹做作小角，留一节长三、四寸，孔经四、五分。若指上，可取细竹作之。才冷搭得螯处，指用大角角之，气漏不嗍，故角不厌大，大即朔急差。速作五、四枚，铛内熟煮，取之角螫处，冷即换。”指出应据不同的部位，取用不同大小的竹罐。而当时所用的吸拔方法，即为当今还在沿用的煮罐法，或称煮拔筒法。值得指出的是，《外台秘要》对这一方法在多处加以具体的介绍，在第十三卷中提到，先在拔罐的部位上，“以墨点上记之。取三指大青竹筒，长寸半，一头留节，无节头削令薄似剑。煮此筒数沸，及热出筒，笼墨点处按之”。吸拔工具和吸拔方法和改进，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拔罐疗法，古代典籍中亦称之为角法。这是因为我国远古时代医家，是应用动物的角作为吸拔工具的。在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已经有关于角法治病的记述：“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其中“以小角角之”，即指用小兽角吸拔。据医史文献方面的专家考证，《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医书，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这就表明我国医家至少在公元前六～二世纪，已经采用拔罐这一治疗方法。

如果说，在隋唐时代还是兽角和竹罐交替使用的话，那么，到了宋金元时代，则竹罐已完全代替了兽角。拔罐疗法的名称，亦由“吸筒法”替换了“角法”。在操作上，则进一步由单纯用水煮的煮拔筒法发展为药筒法。亦即先将竹罐在按一定处方配制的药物中煮过备用，需要时，再将此罐置于沸水中煮后，乘热拔在穴位上，以发挥吸拔和药物外治的双重作用。元代医家萨谦斋所撰的《瑞竹堂经验方》中曾明确地加以记述：“吸筒，以慈竹为之削去青。

五倍子(多用)，白矾(少用些子)

右二味和筒煮了收起。用时，再于沸汤煮令热，以筋箕(箝)筒，乘热安于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