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伯雄（1800～1879），清代医家。字晋卿。江苏武进人。世业医。少举业，弱冠有文名。后弃儒承家学，究心祖业，博览《内经》、《伤寒》及后世诸名医著述，取其精要，去其偏执，于脉学及杂证尤有心得。咸同间（公元1851-1874年）以医名，远近诣诊者踵相接，所居遂成繁盛之区。持脉知病，不待问。论医戒偏戒杂。谓古医以和缓命名，可通其意，主张“和治”、“缓治”。师古而不泥，不趋奇立异，以平淡之法获效。推崇李东垣温补脾胃，朱丹溪壮水养阴之法。道光年间（1821-1850年），太后患肺痈，诏伯雄诊视，获愈。赐匾曰：“是活国手”。道光帝患失音，进药亦愈。赐联曰：“著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著《医醇》二十四卷，惜毁于战乱。同治二年（1863年）追忆原书内容重撰，仅得十之二三，易名《医醇剩义》四卷。另著《医方论》、《食鉴本草》、《本草饮食谱》、《食养疗法》、《怪疾奇方》等。子应兰、孙绍祖、荣祖均传其业。

费氏几十年行医生涯积累了丰富的临征经验，平素治学颇多心得，乃着手著书立说。他认为医学发展至今芜杂已极，必须执简驭繁救弊纠偏，以使后学者一归醇正。为此，他投入一生精力孜孜不倦地摸索，一切从临诊实际出发，博采古今学术之精华，不参杂门户偏见，努力探求立论平允不偏的醇正医学。笔耕数载终于完成《医醇》书稿(共24卷)，并付刊刻，不料此书文稿连同藏扳一并毁于咸丰年间一场战火。此时，费氏避太平天国战乱于古延陵之寓斋（在苏北泰兴县五圩里），复患脚疾步履艰难，终日坐卧室中，值此闲遐时日，潜心著述，追忆往昔著作内容，随笔录出。撰成《医醇剩义》4卷。书成于同治二年（1863年)，刻印之后盛行于世。嗣后又撰《医方论》4卷(1865年)。

综观费氏医学思想，以“醇正”、“缓和”为特色。其学术源于历代各家学术，由搏返约，取各家之长补偏救弊。《清史稿》有传，评曰：“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最著。”其子孙继承家学，以医名世。孟氏费氏作为著名医学世家和学术流派蜚声进代医坛。

王旭高(1798～1862)，名泰林，字以行，晚号退思居士。江苏无锡人。从舅父高锦亭学医多年，尽得其传。起初从事外科，后来专力于内科杂病，且对温病尤多关注，临证审征用药甚为精当。王氏学术代表著作为《西溪书屋夜话录》，书成后惜多散佚，仅存治肝三十法。王氏著述甚丰，后世将其《退思集类方歌注》、《医方证治汇编歌括》、《医方歌括》、《薛氏湿热论歌诀》、《医方歌诀》，连同《西溪书屋夜话录》合刊为《王旭高医书六种》。著《医学刍言》，门人方耕霞(仁渊)搜集编辑其师脉案，于1879年刊行《王旭高医案》4卷。

王士雄，清代医学家（1808-1868年）。字孟英，号梦隐一作梦影，又号潜斋，别号半痴山人，睡乡散人、随息居隐士、海昌野云氏又作野云氏，祖籍浙江海宁盐官，迁居钱塘杭州。曾祖王学权精于医，著《重庆堂随笔》即为士雄之诞年，乐而作之。其思想开放，接受西说，作汇通之论，后亦影响及于士雄。祖父王国祥、父亲王升亦业医，但士雄早年失怙，十四岁丧父，历经贫困，二十余至金华充任盐行会计。因酷嗜医学，稍有余暇辄披阅方书，故亦精于家学。后寓常山县，道光十年1830以医问世。初习《景岳全书》，疗病多采温补，经其母俞氏训诫，孟英受其启迪，遂习用清滋之法，故治温病，药极平谈而多奇中。远近求治者车马塞途，活人无算，屡起大症。道光十七年1837，江浙因战乱疫疠流行，爱女死于霍乱，乃于次年1838撰《霍乱论》。咸丰中定居上海，益潜心于温病研究及临证，纂《温热经纬》五卷，《自序》书成于1852年，盖成温病学说之集大成者。

1862年，作《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52年，刊定曾祖王学权《重庆堂随笔》；1857年，撰作《归砚录》四卷；1861年，刊《随息居饮食谱》一卷；1853年，辑《潜斋简效方》一卷后附《潜斋医话》；1854年，纂《四科简要方》四卷，并有《汇刊经验方》等。《王氏医案》即《回春录》、《仁术志》合编，仿编年之例，自1824年至1857年，为初、续、三等三集，《归砚录》卷四则为医案第四编。其所评注之书，有《女科辑要》、《言医选评》、《古今医案选》等，传另有《鸡鸣录》《圣济方选》《舌辨》《柳州医话注》、《愿体医话评注》等。

王氏对于六气的研究很深入。他认为，从六气本质而言，暑统风火属阳，寒统燥湿属阴。暑即是热，二气是同属，不能从阴阳将二者划分。但暑与火热又有不同，“惟暑独胜于夏令，火则四时皆有。”即暑有明显的季节性，而火热则四时皆有。火热可以由风寒燥湿郁遏而生，而暑则不具备这一特性。由于王氏的这一认识，确立了暑为阳邪，与火热同性的观点。此外，王氏反对“暑必挟湿”的观点。他认为，暑季由于天气多阴多雨，故容易挟湿，但并不是一定挟湿。所以，说暑易挟湿、暑多挟湿可以，但暑性火热，绝非湿热，不能认为暑是湿热合邪。他对前人妄立阴暑阳暑之名大加反对。认为从暑邪性质而言，纯阳无阴，寒之与暑，水火之别，不能混淆，故暑热邪气为病，均是阳热之邪为患，非为阴证。王氏从阴阳观点入手，对六气深入分析，对中医理论作出一定贡献。

王氏十分强调新感温病与伏气温病的区别，指出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的传变方式，是指一般外感温病而言。而伏气温病，则不完全遵循此规律。他指出：“若伏气温病，由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气分，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润而无苔垢，但察其脉软而或张，或微数，口未渴而心烦恶热，即宜投以清解营阴之药，迨邪从气分而化，苔始渐布，然后再清其气分可也。伏邪重者，初起即舌降咽干，甚有肢冷脉浮之假象，亟宜大清阴分伏邪，继必厚腻黄浊之苔渐生，此伏邪与新感先后不同处。”其基本观点，强调新感温病是先卫分，后气分，后营分，后血分，依次相传。而伏气温病，由于邪气内伏，故由里而表，先见营血之证，然后才可见到气分。这为临床上分辨新感与伏气温病，提供了个人经验。

王氏一生经历多次霍乱流行，于霍乱病颇有见解。他将霍乱分为两大证型，一为寒霍乱，一为时疫霍乱，虽均有吐泻之症，但病因不同，病机各异，治法有别。时疫霍乱的致病原因，主要是感受具有传染性的疫邪，而这种疫邪，多由于饮水恶浊所致。人饮用秽浊之水后，致使霍乱流行。时疫霍乱，多发生于亢旱暑热之年，人多湿热留于中焦，又感受疫邪秽浊之气，致使脾胃升降之机阻滞，清者不升，浊者不降，

王清任(1768～1831) 字勋臣。玉田县鸦鸿桥河东村人。清任自幼习武，曾为武庠生，捐过千总衔。乾隆、嘉庆年间，王之故乡还乡河上，仅有渡桥，因“官桥官渡”进行勒索，还是“善桥善渡”以行善引起讼端。王清任力主“善桥善渡”。开庭审理时，知县几次摘去凉帽，清任几次站诉不屈，并义正辞严：“我跪的是大清法制‘顶戴花翎’，不是为你下跪”，而触怒县官。他平时还多用文言、辞令蔑视封建统治者的衙门。久之，县衙与当地豪绅合流对其进行迫害。王清任不得不离乡出走，辗转去滦县稻地镇(今属丰南区)，东北奉天(今沈阳)等地行医。

王清任受祖上行医影响，20岁便弃武习医，几年间已誉满玉田；30多岁时，到北京设立医馆“知一堂”，为京师名医。他医病不为前人所困，用药独到，治愈不少疑难病症。据清光绪十年《玉田县志》载，有1人夜寝，须用物压在胸上始能成眠；另1人仰卧就寝，只要胸间稍盖被便不能交睫，王则用1张药方，治愈两症。

王清任一生读了大量医书，曾说：“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在临床实践中，就感到中医解剖学知识不足，提出“夫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的论点。王认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从此，王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进行近30年的解剖学研究活动。

嘉庆二年(1797)，王清任至滦县稻地镇行医时，适逢流行“温疹痢症”，每日死小儿百余，王冒染病之险，一连10多天，详细对照研究了30多具尸体内脏。他与古医书所绘的“脏腑图”相比较，发现古书中的记载多不相合。王为解除对古医书中说的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的怀疑，嘉庆四年(1799)六月，在奉天行医时，闻听有1女犯将被判处剐刑(肢体割碎)，他赶赴刑场，仔细观察，发现成人与小儿的脏腑结构大致相同。后又去北京、奉天等地多次观察尸体。并向恒敬(道光年间领兵官员，见过死人颇多)求教，明确了横隔膜是人体内脏上下的分界线。

王清任也曾多次做过“以畜较之，遂喂遂杀”的动物解剖实验。经过几十年的钻研，本着“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唯愿医林中人，……临症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的愿望和态度，于道光十年(1830)即他逝世的前1年，著成《医林改错》一书（两卷），刊行于世。梁启超评论“王勋臣……诚中国医界极大胆革命论者，其人之学术，亦饶有科学的精神”。范行准所著《中国医学史略》评价王清任：“就他伟大实践精神而言，已觉难能可贵，绝不逊于修制《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云：“中国《医林改错》中，剖视脏腑与西医所言略同，因采其图以为印证。”]50多年来，此书已多次重版刊印。1949年后全国各地介绍王清任，研究《医林改错》的论文、评注，已不下50余篇(册)。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订证了古代解剖学中的许多讹谬。对人的大脑也有新的认识。正确地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如果脑子出了毛病，就会引起耳聋、目暗、鼻塞甚至死亡。在临床实践方面，对气血理论作了新的发展，他认为“气”和“血”是人体中的重要物质，主张“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所伤者无非气、血”。在他治疗疾病的处方中，提出“补气活血”，“逐瘀活血”两个治疗方法，这就是活血化瘀的理论，迄今仍有实用价值。他创立的“血府逐瘀汤”等8个方剂，疗效显著。他创立和修改古方33个，总结出了气虚症状60种，血瘀症状50种。创制的药方治疗范围十分广泛，“补阳还五汤”是治疗冠心病、半身不遂的有效名方。我国医学界至今仍沿用王清任的某些方剂，对治疗脑膜炎后遗症、小儿伤寒瘟疫、吐泻等症有良好效果。

王清任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主张医学家著书立

陈念祖1753～1823年，字良友、修园，号慎修，长乐县人，生于医务世家，常往来福州、长乐间，为人治病，渐有名气。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苦攻经史之余，还钻研医学，专心研究古代医学经典，颇有心得。见原书文辞深奥，遂加以浅注，或编成歌诀，著《伤寒论浅注》、《长沙方歌括》传世。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举。后会试不第，寄寓京师。适光禄寺卿伊朝栋患中风症，手足瘫痪，汤水不入，群医束手。念祖投以大剂而愈，声名大噪。后回长乐，任吴航书院山长。嘉庆三年1798年，主讲泉州清源书院。嘉庆六年1801年，再入京会试，不第，参加大挑，成绩甲等，以知县分发直隶保阳今河北省保定候补。时值盛夏，瘟疫流行，念祖用浅显韵语编成《时方歌括》，教医生按法施治，救活甚众。直隶总督熊谦得痺症，手指麻木，延及臂腕。念祖教以常服“黄芪五物汤”，并开方补肾养肝，病遂愈。其间还治愈当地妇女阴挺症。嘉庆十三年1808年，吏部郎谢在田头项强痛，心下满，小便不利，服表药无汗，反而烦躁，六脉洪散。经念祖处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再投以栀子豉汤，病不再发。嘉庆十七年1812年，署磁州，改任枣强，升同知，擢代理正定知府。公务繁剧，仍撰写医书，为人治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以年老请休，在福州石井巷井上草堂讲学，培养医学人才；并曾治愈琉球国王之风症。念祖吸收古代医学精华，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加以应用、补充，对医学通俗化、大众化作出重要贡献。林则徐在《金匮要略注序》中说：“近者业医者，无出其右。”著有：《神农本草经读》、《医学三字经》、《时方妙用》、《时方歌括》、《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女科要旨》、《新方八陈砭》、《十药神书注解》、《金匮要略浅注》、《金匮方歌括》、《伤寒医诀串解》等30余种。其子元豹、元犀、孙子典、心兰和学生周易园、黄奕润等都以医名行世。

吴塘，字配珩，又字鞠通，江苏淮阴人（1758-1863），清代著名医家。少习儒，1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心中悲愤，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感到为人子而不懂得医学，就无法尽孝，于是他立志学医。4年后，他的侄儿患了喉疾，请了大夫以后，使用冰硼散吹喉，可病情反而加重了，又请来几位大夫，胡乱治了一番，竟然全身泛发黄疸而死。吴鞠通当时学医未成，深感锥心疾首，他的境遇竟与汉代张仲景感于宗族数百人死于伤寒而奋力钻研极其相似。吴鞠通发奋读书，精究医术，终成温病大家，是温病学派的最高成就。

他曾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得见其中收载了吴又可的《温疫论》，深感其论述宏阔有力，发前人之所未发，极有创见，又合于实情，便仔细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对叶天士更是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了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三焦辨证”法：就是将人体“横向”地分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为主，中焦以脾胃为主，下焦包括肝、肾、大小肠及膀胱。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人体脏腑归类方法，此法十分适用于温热病体系的辨证和治疗，诊断明确，便于施治。而且确立了三焦的正常传变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顺传”途径，“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始上焦，终下焦。”因而，由传变方式也就决定了治疗原则：“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降不安；治下焦如沤，非重不沉。”同时，吴氏对《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同样采取了积极采纳的态度，认为“伤寒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节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这些理论，虽然从立论方式和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仍是对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法的继承，并对其进行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对疾病变化的认识上，是可以权衡协调的，二者并无矛盾之处。同时，三焦辨证法也完善了叶天士卫气营血说的治疗法则。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而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象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吴塘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可以说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划分中医“四大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划法，就是将吴氏的《温病条辨》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可见该书在中医理论发挥上的重大意义。

张璐（1617～约1699）字路玉，晚号石顽老人，江南长州人（今江苏苏州）。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八年，即公元1617~1699年间，享年八十二岁。与喻昌、吴谦齐名，被称为我国清初三大医家之一。张氏早年习儒，在明末战乱时期，曾隐居于洞庭山中十余载，专心钻研医术。其学习态度非常认真，自少壮至老年业医六十余年，孜孜不倦，及至老年，仍认真做学问，故一生著述颇多。著有《伤寒缵论》、《伤寒绪论》、《伤寒兼证析义》、《张氏医通》、《千金方衍义》、《本经逢原》、《诊宗三昧》等。出身于仕宦之家，自幼习儒，兼攻医学，明亡后弃儒业医，隐居太湖洞庭山中10余年，以著书自娱。对《伤寒论》很有研究，集30余年研究所得撰《伤寒缵论》、《伤寒绪论》各2卷。还编成研究脉诊的《诊宗三昧》1卷、探讨孙思邈组方用药的《千金方衍义》30卷，阐发药性理论的《本经逢原》4卷。还仿照王肯堂《证治准绳》的体例，汇集古今方论，附以医案，编成《医归》16卷，后改名为《张氏医通》。其子张登、张倬亦习医，皆有著作。

张璐在伤寒的研究中，认为伤寒与杂病，是可分而不可分的。他十分反对“伤寒以攻邪为务，杂病以调养为先”的世俗之见。认为攻邪调养，在各类病中均有侧重，两法在伤寒与杂病中可以互相应用。这一看法，颇为正确。盖伤寒之病虽为邪气主病，但邪气存在必然徒伤正气，导致正气虚衰，因而伤寒一病，亦可根据其临床表现，采用杂病扶正之法。反之杂病亦有因邪而至者，亦可依据伤寒攻邪之法加以治疗。其研究伤寒的重要观点，强调“阴阳传中”为其纲要，即三阳为表，三阴为里，传经属热，直中属寒。若将阴阳传经与直中分辨清楚，再分析属六经中何经，属何脏腑以及分析表里寒热，进行辨证，则能纲举目张。对于《伤寒论》的六经分证，张氏认为在太阳初病之时，可分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兼伤营卫三证。风伤卫则用桂枝汤，寒伤营则用麻黄汤，风寒两伤营卫则用青龙汤。

至于邪在于腑，有在阳明胃腑者，有在少阳之腑者。邪热入胃，万物所归，可用攻下之法。若邪未结实而早下，则有结胸、痞硬、挟热利等变证，因此伤寒家有下不厌迟、汗不厌早之说。又有发汗不开，不可攻里之戒。邪在少阳之府，又有在胆与在血府之不同，虽治法有所区别，但治少阳全在于重视胃气。总之，邪在三阳，有在经在腑的区别。邪传三阴，则从太阴而少阴而厥阴，但伤寒传经之证，皆是热邪。若无邪热之蒸腾，则万无传经之理。三阴经中有阴邪，由于阴主静，故不能传经。因此三阴寒证，均与少阴有关。厥阴之寒是由少阴虚寒而至，因此也用干姜、附子等合少阴以温之，所谓肝肾同一治。而太阴之病，亦可用四逆汤之类，也说明是命门火衰，火不生土所致，因此也要兼温少阴。张璐认为三阴寒证，当以少阴为中心，即所谓治病必求于本。

张璐临床经验丰富，其论血证自成系统，颇有见的。他认为，血之与气，异名同类，都由水谷精微物质所化生。气为血之引导，血为气所依归。故而，研究讨论血证，不能离开人身之阳气，而应时刻重视气血的关系。其次，对血证病机的认识，张氏强调气逆火旺与阳微火衰两方面。其认为出血之机理，多由于人体禀赋有所偏盛，再加上劳役过度，损伤人之阴精阳气，致使血从偏伤偏衰部位而出，形成血证。或由于脏气之逆，或由於腑气之乖，致使脏腑气机失调。气行则血行，气逆则血逆，血随气逆，亦可致病。或阴虚则火旺，火旺则动血，血随火性炎上而上溢，而致出血。或由于阳微而火衰，火衰则阳气不能统摄血液，致使血液下脱而致出血。总之，出血之病机，张氏从虚实两方面来阐发，注重气与火两方面，或为气虚，或为气逆，或为实火，或为虚火，纲领扼要，抓住要点。

对于血证的治法，张氏十分强调

喻昌，字嘉言，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今江西南昌）人。生于明代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卒于清代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终年七十九岁。喻昌少年读书，以治举子业。崇祯年间，以选送贡生进京，但无所成就。后值清兵入关，于是转而隐于禅，后又出禅攻医。往来于南昌、靖安等地。清代初期（公元1644~1661年间），喻氏又移居江苏常熟，医名卓著，冠绝一时，成为明末清初著名医家，与张路玉、吴谦齐名，号称清初三大家。著有《寓意草》、《尚论篇》、《尚论后篇》、《医门法律》等。

喻昌是研究《伤寒论》的著名医家之一。他认为，四时虽均有外感，但仲景独详于伤寒，治伤寒之法，可变化而用于其他外感，故伤寒为四时外感之大纲。而在“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这就形成了喻昌三纲学说的主要观点。风伤卫用桂枝汤，寒伤营用麻黄汤，风寒两伤营卫用大青龙汤。用之得当，风寒立时解散，不劳余力。喻氏倡导三纲说的含义在于，麻黄、桂枝、青龙三方主治太阳表证。若表证辨治得法，则不会出现种种变证及传经之病，而能将伤寒病治愈于得病初期。因此，喻氏之三纲学说体现了仲景早期治病的思想，虽然后世对此观点是否符合仲景原意，有无临床实际意义提出异议，但应当看到喻氏之说的积极意义。

至于燥气病机，喻氏认为，入秋并不遂燥，是大热之后，继以凉生，凉生而热解，渐至大凉，燥令乃行。虽然燥生于秋冷，但其性异于寒湿，却常偏于火热，这是因为“燥位之下，火气承之”，燥盛而兼火化之故。《内经》提出“燥胜则干”，故临床所见，干于外则皮肤皴揭，干于内则精血枯涸。津液耗竭，出现种种变化。总之，燥之为病，火热为盛而致。燥为秋金主气，故易伤肺脏。早在《内经》中就有“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的认识。这是燥伤于肺的病症。对于燥病的治疗，喻氏创立了著名方剂清燥救肺汤，该方由桑叶、煨石膏、生甘草、人参、胡麻仁、阿胶、麦门冬、杏仁、枇杷叶等药组成，以治疗诸气膹郁，诸痿喘呕，肺之燥者。其用药的宗旨，强调治燥忌用辛香行气之品，以防伤津助燥。总之，喻氏于燥之论述，从其邪气生成，病邪性质，致病特点，临床表现，治疗原则，临床用药一一加以论述，可谓对燥症深刻认识的一大家，其影响十分深远，被后世医家所推崇，至今仍有很大影响。

喻昌十分注意诊治规范，并撰有专文讲述医案的书写。他说，书写医案时，必书“某年某月某地县，人年纪若干，形之肥瘦长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润若何，声之清浊长短若何，人之形志苦乐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药，次后再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时下昼夜孰重，寒热孰多，饮食喜恶多寡，二便滑涩无有，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独异，二十四脉中何脉独见，何脉兼见，其症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或不内外，依经断为何病，其标本先后何在，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其药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剂中何剂，五气中何气，五味中何味，以何汤名为加减和合，其效验定于何时，一一详明，务令丝毫不爽。”也就是说，需要仔细而全面地收集病症，不仅包括望闻问切的有关情况，同时亦包括天时、地理等自然情况，不仅包括各种病症表现，也包括致病的原因，病情的发展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辨证，正确施治。喻氏建立的这一诊治规范，充分体现了喻氏强调辨证论治的思想，注重科学、严谨的作风。

喻氏认为，人体之中存在有“大气”统摄于周身。正是由于大气的作用，才使五脏六腑、大小经络发挥各自的功能活动。若大气一衰，则人身的气机运动无源，既不能升降，又不能出入，致使“神机化灭，气立孤危”，再甚者则危及生命。正由于大气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喻氏深刻加以研究

沈之问，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十六世纪。自号花月无为道人。籍里履历俱不详。撰有《解围元薮》，该书乃沈氏望祖父沈恰梅、父沈史轩和他本人三代相传之资料及临证经验而成。书成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关于麻风病的专著。该书对麻风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内容相当丰富，沈氏在学术上尊古不泥，主张“后人不可泥于纸上之语”。对方药“随集随证”，“旁搜考试验而奇异者，始录”。治学严谨，对麻风的诊治及病因认识作出了一定贡献。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明末华亭（今江苏松江）人。为明末清初一大医家，—生对中医理论研究十分重视，兼取众家之长。其论述医理，颇能深入浅出。所著诸书，多能通俗易懂，在中医学的普及方面作出较大贡献。著有《内经知要》、《医宗必读》、《本草通玄》、《伤寒括要》、《删补颐生微论》、《诊家正眼》、《病机沙篆》等。

李氏治学，博采众长而不偏执一家。他十分重视阴阳水火的相互关系。认为阴阳水火是万物之本，而于人身之中即是气血。水火宜交不宜分，水火的升降出入，运动不巳，推动了万物的生长和发展。在水火阴阳的关系中，阴虽根于阳，阳虽根于阴，然阴阳二者，阳于生命活动尤为重要。既然阳于人体如此重要，因此，气血阴阳俱虚者，补气补阳当在其先，提出“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的论调。李氏重阳气的思想，与张介宾之说颇为—致。不过，张氏重阳气主张温补肾命，而李氏强调补气补阳药的运用而已。正因为李氏重视先后二天，因此其临床多从脾肾入手，重视先后二天的调理。其治疗内伤杂病，诸如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附子理中汤、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等均为习用之剂。

李中梓认为，治病求本，即要掌握生命之本。而生命之本，不外乎先天之本与后天之本两个方面。先天之本在肾，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内寄元精元气，五脏六腑之精均藏于肾。肾精充盛，则脏腑之精充足。而元气又是诸气之本。无论脏腑之气，经脉之气，均以元气为根。故尔，要保全生命，必须保护先天肾中精气。与此同时，后天脾胃也是十分重要的。他说：“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气入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其基本思想，与李东垣脾胃为元气之本的认识相一致。既人在生长过程中，需时刻依赖水谷之气的不断资养，五脏六腑由于水谷之气的不断资养才得以发挥其功能作用。而水谷之气的化生有赖于脾胃，故脾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至关重要。

既然脾肾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至关重要，故李氏在诊断、治疗诸方面，十分重视先后二天亏损的调治。认为脉法需强调胃、神、根。胃气与肾气之盛衰，确是人体生命之根本。故诊脉需重视脉中胃气与肾气之盛衰，确是诊法中最关键之处。至于治疗，李中梓则接受李东垣、赵献可、薛已诸家之说，从脾肾先后二天入手。故其在《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中说：“治先天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火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汤主之。”六味、八味二方，本为赵献可善用补肾命水火之剂，而枳术丸、补中益气汤又是李东垣补脾胃之神剂。薛氏宗二家之说，先后天并重，李氏对此十分赞尝，故说“每见立斋治症，多用前方，不知者妄议其偏，惟明于求本之说，而后可以窥立斋之微耳。”因此，其治病宗薛氏之法，取方于六味、八味、枳术、补中益气诸方之间，效果显著。

李中梓治病脾肾并重，可谓在虚损病证的治疗中，求得其本，集前人诸家理论与经验之大成者。其学一传沈朗仲，二传马元仪，三传尤在泾，均为明清时期较有影响的大医家，与李氏之学的影响不无关系。

《李中梓医案》医案著作。李中梓撰。本书共收医案50多则，不分门类，不立标题，大多为内科杂病疑难治案。书中体现出李氏长于脉诊和辨证，处方灵活，案语明晰。初未刊行，后收入李延昰《脉诀汇辨》中。

赵献可，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16～17世纪。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鄞县（今浙江宁波）人。赵献可好学博览，除医之外，儒、道、释均有涉猎，曾游历于山西、陕西等地。在哲学思想上受《易经》影响较大，在医学上又遵从李东垣、薛己，属于温补学派。赵献可提出命门为人一身之主，而不是心，命门的水火即人的阴阳。代表著作有《医贯》6卷，对后世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著有《邯郸遗稿》，又名《胎产遗论》，为妇科专著，另有《内经钞》、《素问注》、《经络考》、《正脉论》、《二本一例》等书皆失传，其子赵贞观亦精医学，辑有《痘疹论》一书。

赵献可虽史料无详细记载，但据黄宗羲《张景岳传》说：“赵养葵，名献可，宁波人，与介宾同时，未尝相见，而议论往往有合者。”说明赵、张属同时期人，而张景岳生卒年代为公元1563~1640年，故赵氏亦可能生活年代与之相近，属明代一大医家。籍贯鄞县，其一生治医学，独重视肾水命火，对命门学说犹有贡献，使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又由研究后天脾胃转向先天肾命，为之一变。著有《医贯》一书，充分反映其学术思想。

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大主，强调了命门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人的发育过程，先有命门，而后生成五脏六腑，命门为十二脏腑之根，为生命之原。命门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者，乃命门内具之相火，他把相火比喻人体的命门，认为人体五脏六腑之所以能发挥正常作用，同样依赖于命门相火的作用，充分反映出赵氏对命门的重视，认为它是人身之至宝，是生命活动之源。这样，赵氏将人体阳气之根从心脏转移至命门，使肾命的生理功能作用在人体中显得尤为重要，使中医学术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赵氏认为，命门位于两肾之中，内具真水真火，而命门之相火又位于两肾水之间，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火之有余是由于水亏，阴不制阳，而见相对火旺之象；水之有余，又是由于火亏，阳虚相对阴盛而见的表现，这是阴阳对立观所决定的。真水真火只能虑其不足，不能虑其有余，因为命门水火是人体生命活动能力的根源，是先天之本。所以，只能虑其虚。水火之间，水为火之根。因此，补火当于水中求火，既在阴中求阳，使阴生阳长。对于命门水火的作用，赵氏更强调火的作用，认为相火在人身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应当时刻保护，不能任意戕伐。对于命门先天水、火不足的治疗，不是补水，就是补火。赵氏认为，崔氏八味丸与钱乙所制的六味地黄丸，是补真火、真水的主方。

赵氏创立命门理论，阐发肾命水火的关系，并将其广泛应用于临证。如痰证、血证、咳嗽、吐血、喘证、喉咽痛、眼目病、齿病、口疮、耳病、消渴、中满、噎膈、泻痢、大便不通、小便不通与失禁等多种病证，不仅从其一般辨证规律进行施治，而且均注意到从肾命水火亏虚方面进行分析，广泛使用六味、八味诸方，为治疗以上疾病提供了有益经验。如其辨治血证，赵氏提出，血不仅有其本身为血的特点，而且属水，故而肾中真水干涸，则真火势必上炎，血亦随火而上腾；反之，若肾中真火衰竭，则真水反盛，血亦失所依附而上泛，这是血证产生的两种病机。因此，在治疗时，由于阳虚而动血上泛者，用桂、附加于六味地黄丸之中，使肾中温暖，龙雷之火潜归于原宅，不用寒凉而火自降，不必止血而血亦自安。若因肾中水涸而火炎者，就可用六味丸以补水配火，不必去火，而血亦安。

其辨痰证，认为痰本非人身所固有，或是水泛为痰，或是火炼为痰。因此，辨痰证，当分辨有火无火，由于火衰不能制水，水不归原，泛溢为痰，痰如清水者，赵氏主张用八味丸以补命火，火壮水化则痰自消。由于阴虚火动，水液沸腾而动于肾，骤而成痰者，其痰重浊白沫，则应当选用六味丸以滋水配火，火静则痰自消。脾

吴有性(1561～1661)，字又可。吴县(今江苏苏州)洞庭东山人，明代多次温疫流行，是推动吴氏研究温疫的客观动因。当时医学界“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以致投剂无效的现象，强有力地推动他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决心探索温病。瘟疫流行，“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有因失治不及期而死者，有妄用峻补、攻补失序而死者。有医家见不到，急病用缓药、迁延而死者，“比比皆是”，使吴氏痛心疾首，于1642年写成《瘟疫论》。

《瘟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

《瘟疫论》是中医发展中一次重大突破，为以后温病学派开辟了道路。他的创新精神受到广泛赞扬。吴有性实际上已走到细菌病原说的面前，他所谓的戾气，有质、有特异性、有偏中性、有特殊致病性，只须沿着它再前进，寻找出这种物质本体，便会作出历史的突破。一则受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二则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的后继者们在这方面部明显退步了。

吴氏尚有《伤寒实录》，已佚。又有《温疫合璧》系清代王嘉谟在吴氏原著基础上，增删补辑而成。

汪昂（1615-1694年）清代医家。字讱庵，初名恒，安徽休宁县城西门人，曾中秀才，于经史百家均有深入研究，因家庭贫寒，遂弃举子业，立志学医。他苦攻古代医著，结合临床实践，经过30年的探索研究。编著有《素问灵枢类纂约注》、《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汤头歌诀》、《经络歌诀》、《药性歌赋》等等，颇切实用，流传甚广，对传统医学普及颇有贡献。大多为入门书，便于初学者阅读。且每书均能提纲挈领，深入浅出，由博反约，有很大影响。

《素问灵枢类纂约注》一书，把《黄帝内经》里的《素问》、《灵枢》两部分合纂为一篇，并分类加以整理、注释，给后学者以很大的便利。又将古代医学的处方和搜集的民间验方，分门别类，逐一加注，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撰成《医方集解》3卷。他还选集中医常用剂方320余首，分为20类，用七言诗体编成歌诀200首，书名为《汤头歌决》，成于康熙三十一年。这是一部很重要的医学入门书，歌诀中包括方名、组成药物、适应症及加减法等。简单扼要，便于记忆，汪昂的医学著作，一直被学医者奉为入门的必读课本。现在的医科大学教材里，仍选用他的部分著述。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汪昂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医学家，而且自幼坚持练功，讲求养生之道，强身防病。他年过八旬，身体仍健壮，精力充沛。所著《勿药元诠》一书，载有《养生颂》、《金丹秘诀》、《保健十六宜》等功法10余种，论述精辟，至今仍被医学家和养生家沿袭应用。

清代医学家邹润安先生（1790-1845），江苏武进人。其去世至今已164年了，然而他却认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医学著作——《本经疏证》。这是一部发掘《神农本草经》药物精蕴和研究《伤寒杂病论》的力作。它融《内经》、《伤寒杂病论》诸书之精义于一炉，在阐述《神农本草经》药物及其功效方面，见解独特而又精辟，可谓颇具卓识。应当说，邹氏尽管没有像孟河学派的四大医家马培之、费伯雄、巢崇山和丁甘仁等人那样有名，也没有留下多少临床医案。但他在中医理论研究的造诣和贡献上决不在这四位医家之下。杨照藜在《重庆堂随笔》总评中说：“本草以《本经疏证》为第一善本，其援引浩繁，穿穴精透，可谓空前绝后。”笔者以为，在对仲景学术的各类研究性著作中，邹氏之书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邹润安先生生卒年月约早于丁甘仁氏七、八十年。同里周仪颢在《邹润安先生传》中说他：“家故贫，艰于就傅，勤苦自励，于书无所不窥、虽冱寒盛暑，披览不缀。”又说他“以积学敦庸行，为世通儒”。他一生不求闻达，而甘“隐于医”，所著甚丰。其所著有《本经疏证》十二卷、《本经续疏》六卷、《本经序疏要》八卷、《伤寒通解》四卷、《伤寒金匮方解》六卷、《医理摘抄》四卷、《沙溪草堂文集、诗集、杂著》各一卷，等。可见，他就是一位通儒术而隐于医的儒医。

先生疏证《神农本草经》药物共173味，皆为仲景所用者。凡六易寒暑，克成是篇，其用心之专且久如此，最后未及订正而卒，可谓一生心血皆倾注于此。洪上庠对该书的评论是：“例则笺疏之例，体则辩论之体，思则幽邈之思，识则卓越之识……则邹君之籍以不朽者，其在于此欤！”

邹氏友人汤用中（也是同乡）在《本经序疏要》跋中说：“君为人治病，必先单家而后巨室。非盛寒暑，未尝乘舆”。可见邹氏不仅是一位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平民医生，他作风平易近人，医德高尚，同情贫穷患者，而决非趋炎附势者流。所以，其品行和学问皆获得众友人的尊敬。后来《本经疏证》之得以出版印行，正是靠这些友人的大力帮助，“力请集资剞劂”，因为他们认为“此书实能抉昔贤之阃奥，为后学之津梁”。完成其校订等工作者，有汤用中等七人，其功实不可没。

总之，《神农本草经》虽被列为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但历代对其作疏解辩证的并不多，近年来中医界相当一部分人对它亦重视不够，其中一些精蕴尚未被我们发掘和认识。即使现在通行的《中药学》教材所讲述的药物功能，比起《神农本草经》来虽然在内容上有所充实，也较全面和易懂，基本上可应用于临床，但它论述各种药物所适应的病机及其功效的所以然方面，往往阙如或失之肤浅。关于此，观邹氏《本经疏要》而自明。此书读之虽甚难，然而却颇耐人寻味。清代医家王孟英在《温热经纬》卷五之方论中，曾有不少地方的注释引用了《本经疏证》的论述，可见其对邹氏的推崇。岳美中在为中医研究生班草拟的“当读的古医书”中，亦推荐了《本经疏证》。看来，欲为一个在理论研究和临床上有较高造诣的中医师，这本药理和病理学专著是不可不读的。

刘奎字文甫，号松峰，山东诸城人，系名相刘墉之堂弟，清嘉庆年间名医。

刘奎自幼聪慧好学，才思敏捷，读书一目十行，积得学深识广。曾跟随做京官的叔父刘统勋在北京学习，叔父多次推荐他为官做事，终因志趣不同官运不济未入仕途。因见当时瘟疫横行乡里，百姓死伤残重，于是发愤学医，立志济世救人。青年时他随堂兄刘墉督学江苏、安徽，在协助刘墉处理一些政务的同时，读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医学专著，学问和医术大为长进。他边研读边实践，阅读医药典籍，访问民间医生和老药农，义务为贫苦人家治病。

在京期间，他曾向名医郭右陶学习临床医术，同时精研《内经》、《难经》，对金元四大家的名著研考尤深。能融古出新，在治疗瘟病方面独树一帜。他充分运用和发展了医界“戾气说”治疫病的理论和实践，著成《瘟疫论类编》和《松峰说疫》。

由于瘟疫变化莫测，症状多样，临床上必须对症下药辨证治疗，他创用了瘟疫统治八法中的除秽、解毒、针刮、罨熨等法治疫屡屡见效，是中医临床的经典宝库。他的《松峰说疫》内容丰富，论证翔实，有述古、论治杂疫、辨疑、诸方、运气等六卷，杂疫中列病症140余种，方剂200个，发展了景仲学说，为医界所推崇。

刘奎的医学专著不仅为国内医学界学习运用，还流传到日本。此外还有《景岳全书节文》、《四大家医粹》、《松峰医话》及《松峰诗略》、《松峰文略》等著述。

李延(162～1697)，原名彦贞，字期叔、我生，号辰山、寒村，上海南汇人。后迁松江，明大理评事李中立之子、名医李中梓之侄。早年习举业，师事同郡举人高孚远，为得意门生。明亡参与复明抗清斗争至桂林投唐王，失败后避居浙江嘉兴，后入平湖祜圣宫，以医自给。治病多奇效，医名大盛。著有《脉诀汇辨》十卷，校正重刊贾所学《药品化义》十三卷，并附撰《本草谕》、《君臣佐使论》、《药有真伪论》、《药论》，刊于卷首；另著有《痘疹全书》、《医学口诀》两书，今未见。文学著作有《南吴旧话录》、《论鹇亭集》等。

尤怡 （1650-1749）字在泾，号拙吾，别号饮鹤山人，清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少时家贫而好学，曾在寺院卖字为生，是为清代内科名医马俶的得意门生。尤怡天性沉静恬淡，工诗词，不求闻达。为人治病，多见奇效。好为诗与古文，稍暇即读书灌花，饲鹤观鱼，著书自娱。所著医书有《伤寒贯珠集》八卷，《金匮要略心典》八卷，《医学读书记》三卷，续记一卷，《金匮翼》八卷，及《静香楼医案》等。其诗集名《北田诗稿》。

清代医家（1661-1750年）。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江苏吴县人，与叶桂同时而齐名。早年游于名儒燮之门，诗文俱佳，又工书画，善拳技。后因母患湿热之病，乃肆力于医学，技艺日精。薛雪一生为人，豪迈而复淡泊，年九十岁卒。

薛雪精于湿热症。所著《湿热条辨》即成传世之作，于温病学贡献甚大。又尝选辑《内经》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1754。唐大烈《吴医汇讲》录其《日讲杂记》八则，阐述医理及用药；另有《膏丸档子》专刊稿、《伤科方》、《薛一瓢疟论》抄本等，亦传为薛氏著作。《薛生白医案》、《扫叶庄医案》则系后人所编。

薛雪认为，湿热本证的主要表现为：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或黄，口渴不引饮。湿热表证，薛氏将其分为三种，一为湿邪伤表，一为湿邪在肌肉，—为湿热侵及经络。所谓湿邪伤表者，是指湿邪阻遏于人体卫阳之表。可见恶寒、无汗、身重、头痛、胸痞、腰疼等表现。此时，当散在表之湿，故用藿香、香薷、羌活、苍术皮、薄荷、牛蒡子等。湿邪伤及阳明肌肉，症见恶寒、发热、汗出、身重、关节痛、胸痞、腰痛等，治用滑石、大豆黄卷、茯苓皮、苍术皮、藿香叶、鲜荷叶、白通革、桔梗等。若湿邪侵入人体经络脉隧，见有四肢牵引拘急，甚则角弓反张、口噤等，宜用鲜地龙、秦艽、威灵仙、滑石、苍耳子、丝瓜络、海风藤、酒炒黄连等。若属湿邪偏盛于里，又分为不同情况。有湿滞阳明者，见有舌苔遍体白、口渴之象，宜用辛开之法，使上焦得通，津液得行，选用厚朴、草果、半夏、干菖蒲等。有湿困太阴者，见有恶寒，面黄、口不渴、神倦、四肢懒、脉沉弱、腹痛下利等，治宜温脾阳、化湿浊，药仿缩脾饮（缩砂仁、乌梅肉、煨草果、炙甘草、干葛、白扁豆）、大顺散（甘草、干姜、杏仁、干姜）、来复丹（硝石、硫黄、五灵脂、青皮、陈皮）等。

若湿热阻遏膜原，见有寒热如疟的表现，可选用吴又可疏利膜原之法，仿达原饮，选用柴胡、厚朴、槟榔、草果、藿香、苍术、半夏、干菖蒲、六一散等。若湿热并重于里，见有舌尖红，舌根白苔，说明湿邪留滞，但渐化热，治疗则一方面化湿，一方面清热。而对于热邪偏盛于里者，则当以清热泄热为急务，辨明热邪在气、在营、在血之不同，而借助叶天士之法论治。若湿热充斥三焦，由于湿性粘滞，易阻遏气机，故宜从三焦分证施治。对于湿热阴伤者，薛氏选用鲜生地、芦根、生首乌、鲜稻根等品，既可复胃中津液，又可泄热祛邪。对于湿热阳虚者，比如，由于暑伤元气，使肺气不足，而见咳嗽，气短倦怠，口渴多汗，脉虚欲绝者，可用人参、麦冬、五味子等以益气生脉。若中气不足，使升降失常，症见病后数日，呕吐泄泻一时并至，脾气大虚，中气不支者，可选用生麦芽、莲子心、扁豆、苡仁、半夏、甘草、茯苓等温中健脾。总之，薛氏对湿热病的各种证型与临床变化，条分缕析，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薛雪对湿热病的研究，突出了湿邪与热邪相合为病的特点，抓住了湿热二邪轻重不同的要害，并结合脏腑、三焦、表里等辨证方法，使之融为一体，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在治疗上，虽然有温化、清泻、清热祛湿诸大法，同时又有补阳、益气、养阴、生津诸法的配伍，然其用药时时注意到清热不碍湿，祛湿不助热，扶正不碍祛邪，祛邪当注意扶正等方面。治疗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

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江苏吴县人，约生于清代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卒于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

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不管什么人，只要比自己有本事的，他都希望拜之为师。这样，他的老师有长辈，有同行，有病人，甚至有端中的和尚。当他打听到某人善治某病，就欣然前往，学成后才离去。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仅仅六年，他除继家学外，先后踵门求教过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叶天士的虚心求教，“师门深广”，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叶天士少承家学。他的祖父叫紫帆，名时，父亲叫阳生，名朝采，都精于医术。白天，他从师读经书；晚上，他父亲就教他“岐黄学”。因此，他从小时就自《素问》、《难经》及汉唐宋诸名家所著书，无不旁搜博览。可惜的是，当他十四岁，父亲就死去。他幼孤且贫，为了维持生活，只好一面开始行医应诊，一面拜父亲的门生朱某为师，继续学医。不多久，在医学上的造诣，就超过了朱老师。但他毫不自满，孜孜不倦，又去寻找别的老师求学去了。

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术，叶天士很想去学，只苦于没人介绍。一天，恰巧有位姓赵的病人，是那位名医的外甥，因为舅舅没法治好他的病，特地来找叶天士医治。叶天士专心诊治，给他服了几帖药就好了。姓赵的很感激。叶天士趁机请他介绍去拜姓刘的那个名医做老师。这个要求得到允诺。叶天士就改名换姓去当学生。他在姓刘的名医那里，每逢临症处方，都虚心谨慎地学习。一天，有人抬来一个神智昏迷的孕妇就诊。姓刘的医生候脉后，推辞不能治。叶天士仔细观察琢磨，发现孕妇因为临产，胎儿不能转胞，是痛得不省人事的。于是，取针在孕妇脐下刺了一下，就叫人马上抬回家去。到家，胎儿果然产下。姓刘的医生很惊奇，便详加询问，才知道这个徒弟原来是早已名震远近的叶天士。叶天士接着便把如何要向他学习的苦心如实说了出来。姓刘的很受感动，终于把自己的针灸医术全部传授给他。

又有一次，一位上京应考的举人，路过苏州，请叶天士诊治。叶天士诊其脉，问其症。举人说：“我无其他不适，只是每天都感口渴，时日已久。”叶天士便劝那位举人不要赴考，说他内热太重，得了糖尿病，不出百日，必不可救。举人虽然心里疑惧，但是应试心切，仍然启程北上。走到镇江，他听说有个老僧能治病，就赶去求治。老僧的诊断和叶天士的诊断一模一样。可是，叶天士当时还拿不出办法，而老僧却能把防治的方案具体地告诉了举人说：“既有其病，必有治方。从今天起，你每天即以梨为生，口渴吃梨，饿了也吃梨，坚持吃一百天，自然会好。”举人按嘱咐每天吃梨，果然一路平安无事。当他衣锦回家时，在苏州又遇见叶天士，便把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叶天士知道老僧的医术比自己高明，就打扮成穷人模样，到庙里拜和尚为师，并改名叫张小三。他每天起早摸黑，除挑水，砍柴等外，就挤时间精心学医。老僧见他勤奋好学，很喜欢他。每次出诊，必带他一起去。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叶天士把老僧的医术全部学到手。有一天，老僧对叶天士说：“张小三，你可以回去了，凭你现在的医术，就可赛过江南的叶天士了。”叶天士一听便跪下自认自己是叶天士，老僧很受感动。

碰到自己治不好的病，叶天士乐于倾听同道的意见，那怕是“名未著”的医生，他也虚心吸取其诊病立方的长处。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年老患病。他多方治疗总是无效，又遍请县城内外有名的医生治疗，也没有效。病情一天天加剧，叶天士很忧虑，便向仆人说：“本城还有没有学问深而无名气的医生？”仆人说：“后街有个章医生，平日总是夸耀自己的医术比你高明，但是上

　　徐大椿(1693～1771)，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松陵镇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卒于高宗乾隆三十六年，年七十九岁。性通敏，喜豪辩。自《周易》、《道德》、《阴符》家言，以及天文、地理、音律、技击等无不通晓，尤精于医。初以诸生贡太学。后弃去，往来吴淞、震泽，专以医活人。大桩著书颇多，有《兰台轨方》、《医举源流》、《论伤寒类方》等，都为医学之籍。他的歌曲有《洄溪道情》三十余首，《中国诗史》颇多骂世之语。祖父除釚，康熙十八年(1679)鸿词科翰林，任检讨职，纂修明史。父徐养浩，精水利之学，曾聘修《吴中水利志》。大椿白幼习儒，旁及百家，聪明过人。年近三十，因家人多病而致力医学，攻研历代名医之书，速成深邃。悬壶济世，洞明药性，虽至重之疾，每能手到病除。

徐大椿精勤于学，平生著述甚丰，皆其所评论阐发，如《医学源流论》(1757)、《医贯砭》(1767)、《兰台轨范》(1764)《慎疾刍言》(1767)等，均能一扫成见，另树一帜，实中医史上千百年独见之医学评论大家。又著《难经经释》(1727)，《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伤寒类方》(1759)及《内经诠释》、《六经病解》等，虽曰遵经诠释之作，其中真知灼见亦颇不少。后人将其所著辑为《徐氏医学全书十六种》等板行，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徐大椿曾两度奉诏赴京。首次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直言质朴而得乾隆帝嘉赏，原拟留职京师，坚辞放归隐居画眉泉；第二次乾隆三十六年，年已七十九岁，自知不豫，携子徐爔同行，到京后三日死。死前自拟墓前对联曰：“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可谓平生写照云。

赵学敏(约1719年～1805年），字恕轩，号依吉，钱塘人。清代著名医学家。其父晚年得二子，长子即赵学敏，次子赵学楷。出于济世利人的目的，赵父让学敏习儒，学楷学医。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的父亲在养素园中收藏了许多医书，又专门开辟一块土地作为栽药圃，让弟兄俩人终年吃住在园中，接受儒学和医学教育。赵学敏虽被指定为学儒，但他的兴趣却集中在医药方面。他博览群书，对天文、历法、术数、方技、医药、卜算之类的书籍多有涉猎。闲暇时，他与弟弟就以默写针灸铜人图作为游戏。长期的过度用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赵学敏患了眼疾。但他眼疾刚愈，就凭借自身的体会，写下了一本眼科专著《囊露集》。赵学敏对此书甚为得意，认为可以超过前人所有的眼科书。只可惜这本书最后并没有流传下来。?

数十年的积累，使赵学敏在很多方面有所建树。乾隆三十五年，赵学敏初步完成了他个人的一套丛书，取名为《利济十二种》。这套书共一百卷，含十二种医药书，包括药书、本草、养生、祝由、眼科、炼丹及民间走方医疗法等多方面的内容。丛书子目的名称是：《医林集腋》、《养素园传信方》、《祝由录验》、《囊露集》、《本草话》、《串雅》、《花药小名录》、《升降秘要》、《摄生闲览》、《药性元解》、《奇药备考》、《本草纲目拾遗》，遗憾的是这十二种医书只有《串雅》和《本草纲目抬遗》流传下来。?

《串雅》是历史上第一部有关民间走方医的专著，揭开了走方医的千古之秘。书中记录了走方医常用的内治、外治、杂治、顶药、串药、禁药、奇药、针法、灸法、贴法、熏法、洗法、吸法、取虫等治病手段，又介绍了有关药物伪品、法制、食品、杂品等情况，揭示了走方医所用的简便治法和药物炮制、作伪的内幕。这些资料的披露，不仅为研究走方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为中医药学提供了许多新的治疗方法。?

《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为了弥补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之不足而作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是我国明代本草学的集大成之作，记载药物达1892种，其中374种属李时珍新增补。自《本草纲目》成书以后到赵学敏又历二百余年。这二百年间民间的医药知识得到了很大发展，很有必要进行搜集整理。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不仅纠正李时珍书中的几十条错误，而且大量增加了新的药物。《本草纲目拾遗》中不见于《本草纲目》的药物达716种之多。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绝大多数来自于民间经验。《本草纲目拾遗》为我国中医药学增添了大量的用药新素材。该书是清代最重要的本草著作，在中医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直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承淡安（1899～1957），原名澹盦，江苏江阴人，后迁居无锡。1932～1933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出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医学校教授、校长等职。从事中医内科和针灸教学研究工作，1930年创办针灸研究社，参与研习者数千人，遍及国内及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1933年10月创办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针灸刊物《针灸杂志》。1933年扩建成针灸讲习所，1934年秋赴日本考察该国针灸现状和办学情况，从中发现了《铜人经穴图考》和我国早已失散的元代滑伯任的名著《十四经发挥》，使这部古典珍籍失而复得。他还被东京针灸高等学校赠予针灸专攻士学衔，是近现代国际针灸学术交流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回国后，他于1935年成立了针灸专科学校，1936年7月创办针灸疗养院。1937年2月讲习所更名为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先后培养学员3000多人。抗战8年中，他坚持行医、授课，分校遍及南方各省、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制订了较为全面的针灸治疗伤寒的方法，在理论方面有很高造诣，如对《伤寒论》、经络、腧穴、针法等均有精辟论述。著有《伤寒论新注》、《中国针灸学》、《经穴图考》、《子午流注针法》、《经络之研究》、《针灸学讲义》、《简易灸治单方治集》等。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祝味菊（1884～1951），别号傲霜轩主，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四川成都。青年时代习医，因好问阙疑，使3位名师先后辞去。后就读于军医学校。越两年，随日籍教师石田东渡日本学习西医，回国后在成都四川省立官医院任职，颇有医名。民国6年(1917年)移居上海，先后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及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民国16年与徐小圃等筹办景和医科大学。民国26年与西医梅卓生、兰纳等合组中西医会诊所。

祝氏学贯中西，尝谓：“术无中西，真理是尚”，提出整理中医以建立合乎逻辑之学说、创设中医实验医院等真知灼见，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创立伤寒五段疗法，提出八纲学说，反映了超凡的概括力与领悟力。临床喜用附子、麻黄、桂枝等温热药，尤善用附子，屡起沉疴，名盛一时，誉为“祝附子”。著有《祝氏医学丛书》包括：《伤寒新义》、《伤寒方解》、《病理发挥》、《诊断提纲》四种。与门人陈苏生等合著有《伤寒质疑》六卷，于1950年刊行。

2008年邢斌、黄力等将祝味菊5部医著及部分医学论文整理评按，出版了《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一书。

　　施今墨（1881-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他13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

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另外，施今墨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乱，繁而不杂，因此，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深厚的医学功底，徒然模仿他的处方风格，必不得其要领，漏洞百出，不仅令人耻笑，疗效上亦无建树，绝难成功。

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辩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1929年，以余云岫为首的个别国民党政府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废止旧医案”，妄图逐步取消中医。施老等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奔走于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登报呼吁，引起了民众的呼吁，终使国民党政府撤消此案。作为反击“废止旧医案”一记重拳的，就是施今墨先生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支持余云岫阴谋的、后来的大叛徒汪精卫的岳母治疗痢疾的病案。汪精卫岳母时痢危机，西医无救，其女陈君璧（汪精卫老婆）力主看中医。施今墨由此赴诊，历来言语谨慎的他在处方时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几乎泄痢而亡的汪精卫岳母照方仅服药数剂，果如其效。后汪精卫题“美意延年（庄子语）”置匾相赠，以现其折服。

1932年，他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已培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江苏省武进县孟河人。1903～1906年入上海南洋公学专修英文，毕业后任教，1909年抵上海，任浦东中学教职，曾抽暇翻译欧美小说，发表之后风行一时。后受知于张菊生，入商务印书局任编译，1912年主编《小说月报》（由商务发行）。挥氏曾蜚声文坛，不惑之年，爱子相继病殇，因而发愤学医。恽铁樵问学于伤寒名家汪莲石，并常与姻亲丁甘仁先生切磋医学。1920年辞去《小说月刊》主编，正式挂牌行医，不久医名大振，尤其擅长儿科。其后，西医传播渐广，中医备受排斤、歧视。余云岫著《灵素商兑》诋毁中医。恽铁樵通过亲身医疗实践，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医学为极有用之学术”。“与西国医学比较，委实互有短长”，因而挺身而出，提笔与之论战。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直斥余氏论调。嗣后，恽铁樵在其著述《伤寒论研究》(1923年)等书中，阐述了如何宏扬祖国医学的见解以及改进中医的主张。指出中医学进步演进。“必能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以新生中医”。疾呼中医务须改进。为倡导中医革新，I925年创办铁樵函授中医学校，1933年复办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先后遥从受业者千余人，培育一批人才。恽铁樵学术思想，在中医界“别树一帜，为革新家所宗”。恽铁樵一生勤于著述。

恽铁樵一生撰写了大量医学著作，计有《文苑集》、《论医集》（以上第一辑），《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温病明理》、《热病学》（以上第二辑），《生理新语》、《脉学发微》、《病理概论》、《病理各论》（以上第三辑），《临诊笔记》、《临诊讲演录》、《金匮翼方选按》、《风劳臌病论》（以上第四辑），《保赤新书》、《妇科大略》、《论药集》（以上第五辑），《十二经穴病候撮要》、《神经系病理治疗》、《麟爪集》（以上第六辑），《伤寒论辑义按》（以上第七辑），《药庵医案》（以上第八辑）等，统名为《药庵医学丛书》。此外，恽铁樵在创办铁樵函授中医学校期间，还主持撰写了数十种函授讲义，如《内经要义选刊》、《内经讲义》、《伤寒论讲义》等。

恽铁樵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践，主张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吸收新知以补充、提高和发展中医药学。他认为，欲使中医学进步演进，必须“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取长补短，“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以新生中医”。他认为中西两种医学各有长处，中医重视人体在整个大自然中随四时阴阳而发生的运动变化，而西医则于生理上重视解剖，于病理上重视局部病灶。两种医学之间应该相互沟通、取长补短。但同时亦强调“断不能使中医同化于西医，只能取西医学理补助中医，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恽铁樵从维护中医、发展中医的角度，倡导中西两种医学沟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恽铁樵所处时代正值中西文化交汇之际，业医者大多忽视理论学习而更侧重于具体方药的积累，致使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被束之高阁，少有问津。恽铁樵从维护中医学理论体系科学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剖析《内经》的理论实质，对构成中医学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等令人费解之处作了比较圆满的解释。他所提出的“四时五行”观点，把自然界四时的交替变化看作宇宙万物变化的支配力量，从而揭示出《内经》的理论核心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一脉相承，即由四时的风寒暑湿化生出六气，由四时的生长收藏化生出五行，再由四时五行派生出五脏。故而，四时成为《内经》的基础，“《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恽铁樵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明白晓畅地解释了中医学朴素辩证的认知思维。

恽铁樵在治疗用药方面，见解独到，今仅举痨瘵一病说明。他认为，一般初病咳嗽、吐血，不可称为痨

张山雷，名寿颐，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生卒于1872年~1934年间，清末至民国时期医家。禀赋聪明，自幼好学，曾精研文学，博学多闻。后因母病开始学医，先后随当地老中医俞德琈、侯春林及吴门黄醴泉诸先生学习内科，后又随朱阆仙学习外科。数年后，学业大进，不少亲友邻居请其诊病，均能应手取效。鉴于当时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医日受排挤。因此，自出家资，筹设中医学校于黄墙村家塾，拟定教学计划，编纂讲义，后又应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的聘请，担任教务主任，编写教材，并亲自执教，先后长达十五年。受业学生达六百多人，为中医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先生多年执教，勤编教材，著有《难经汇注笺正》、《脏腑药式补正》、《中风斟诠》、《疡科概要》、《沈氏女科辑要笺正》、《医事蒙求》、《脉学正义》、《本草正义》、《小儿药证直诀笺正》、《医论稿》等。

张山雷虽强调“融洽西中”，但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张氏仍十分注重中医学术理论与临床的重要性。认为《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是中医学的基础，应当认真掌握。至于临床，虽有内、外、妇、儿科之不同，亦各自有其理论，而要提高临床治疗的水平，还应十分重视医案的学习。俗话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只有多临床，不断积累临床经验，从中体会中医理论的应用，才能更好地掌握临床各科治病的实际能力。而医案中所载，都是前人治疗疾病的实际经验，反复揣摸，深入领悟，则有如病人在侧，可以从书本中继承与了解前人的经验，加深对理论的认识。张氏的这一观点，是有重要意义的。此外，张氏在学术上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对中风病证的认识和治疗上。

实际上，早在《素问》之中已经有了后世所说的中风病的内容，只不过不称之为中风而巳。《素问》中的“厥”病，张氏认为即后世所说的中风病。这种病非由外感风邪所致，而是由于肝火内盛，化生内风，激其血气，并走于上，直冲犯脑，震扰神经，而为昏不知人，目眼歪斜，肢体不遂，语言不清等症。张氏明确指出，今之中风病“皆是肝胆火升，浮阳陡动，扰乱脑神经，或为暴仆，或为偏枯，或为眩晕昏厥，或为耳鸣耳聋，或更（目闰）动瘈疭，强直暴死，诸般病状，俱巳历历如绘，此皆近世之所谓中风病也。”张氏言中医中风病证，借助于西医脑神经之说。在病机探讨上，欲在使中西医理论结合，而在治疗上则无甚指导意义。盖中医辨证，主要在于五脏六腑，虽言脑神经受影响，但其治疗原则，或养阴，或化痰，或熄风，或开窍，或通络，又均于脑无关。所以这种中西医理论的结合，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意义不大。

张山雷认为杂病之中风是以内风为主要病机，因此治疗时强调应以“潜镇摄纳”为总原则。在此基础上，按其病情，分为闭证、脱证两大类，并根据具体表现，总结出治疗八法。如开窍法，用于气窒声不出，牙关紧闭者，可用通关散（细辛、牙皂为末，吹鼻中）以搐鼻取嚏，同时针刺水沟、合谷等穴。固脱法，用于中风病证中由于正气之散亡，无根之火暴动而见的脱症。潜镇法，用于中风发作之前可以防患于未然，在已发作之后可以抑制病情的变化。开泄法，用于肝阳上扰，气火上升，同时挟痰浊上壅，阻塞气道，可用稀涎散、礞石滚痰丸（大黄、黄芩、礞石、沉香）、青州白丸子（白附子生用、半夏生用、南星生用、川乌生用）之类。若体质虚弱者，则宜用平和之剂以化痰泄痰，如二陈汤、杏仁、枳实、贝母、竹茹之类。另外，如胆南星、天竺黄、竹沥、荆沥之类，性最和平，可以重用。

此外，如顺降法，用于中风痰火上逆，气逆火升，气必然因之而逆，因此在临床上，可兼见喘促之证。此时治疗，宜定其横逆，调其升降，顺达气机，可用匀气散（白术、乌药、人参、天麻、沉香、青皮、白芷

曹颖甫（1866年—1938年），名家达，字尹孚，号鹏南，晚署掘巢老人，江苏江阴人，医学家。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举孝廉，邃文学又知医，尔后入南菁书院深造。时山长黄以周(元同)为晚清经学大师，尝于治经之余以考据训诊之法移治医经，对《伤寒论》研究造诣颇深。曹氏师承有自，于治伤寒学方面颇得黄氏师传，时常以仲景之方为人治病得心应手。丁甘仁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按，延骋曹氏，于民国16年迁来上海设诊行医，兼主同仁辅元堂诊务和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务长。临证数十年，经验丰富，疗效卓著。大凡他医所谓不治之证，经其治疗者多愈。在技亲自开设讲座，教授《伤寒》、《金匮》，以其精深汉学报底，对文深义奥的仲景原旨讲解透彻，为学生所折服。学生数百人，秦伯未、章次公、严苍山、姜佐景等继其术。著有《伤寒发微》、《金匮发微》。《经方实验录》。

何廉臣（1861～1919），名炳元，号印岩。浙江绍兴人。家世业医。其祖父何秀山为绍派伤寒名家。从小家庭熏染有素。又跟随名医樊开周临证三年。行医之后深感学识不足，乃决计出游访道，集思广益，每遇江浙一带名医，辄相讨论。庚子之后，西洋医学在我国传播日广，何氏广购泰西医学著作译本，悉心研习，饱沃新知。寓居苏州一年，然后迁至上海。与上海名医周雪樵、蔡小香、丁福保等交往甚密，积极参与我国早期中医团体的组建。20世纪初，周雷樵创办《医学报》，并发起组织中国医学会，柯氏担任医学会副会长。留沪三载之后返归故里。又组织绍兴医学会，担任会长。1908年，与绍兴医界同仁一起创办《绍兴医药学报》。1915年之后担任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评议长。其时，北洋政府排斥中医于正规教育系列之外，全国中医界奋起抗争，并组织“医药救亡请愿”，何氏与绍兴医界同仁一起全力支持。

一生行医数十年，以善治时病著称，并精于内、儿、妇诸科。临证医学承继绍派伤寒学术思想，推崇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并在其祖父何秀山校注俞氏著作的基础上，根据临床切身体验加以发挥，于1916年完成《勘校通俗伤寒论》。初刊之后复经后世学者整理出版。大行于世。何氏又参订有关名著，出版《重订感症宝笺》、《重钉广温热论》、《增订伤寒广要》等。他对绍派伤寒学术发展贡献尤多。

主要著述尚有《湿温时疫治疗法》等。晚年编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风行海内。

1929年，南京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废止中医药案”。这一举措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强烈愤慨。中医界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医药代表大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何廉臣因年迈体弱、重病缠身，本人未能亲自参加请愿活动。于是令其子幼廉代行，随裘吉生、曹炳章等北上抗议。1929年秋病逝。何氏一生著述甚多。先后编辑出版《医药丛书》、《国医百家》等以整理中医学术。此外，还校订刊刻古医书110种，名曰《绍兴医药丛书》。著有《重订广温热论》、《感症宝筏》、《湿温时疫治疗法》、《增订通俗伤寒论》、《新医宗必读》、《新方歌诀》、《实验药物学》、《新纂儿科诊断学》、《肺痨汇编》、《勘病要诀》、《廉臣医案》、《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

何廉臣是清末民初一代名医，学识渊博。他倡导整理医籍以保存国粹，主张通过整理文献来保存祖国医学精华，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中医。通过对中西两种医学的比较，他认为西医学未必全可取，而中医学未必尽可弃。主张以崇实黜华为原则，吸收新知。他治学严谨，对《内经》、《伤寒》以及明清各家学说均有较深造诣。早年曾到叶香岩温病学说盛行的苏州实地考察，经过多年的临证实践，感到叶氏学说亦有不妥之处，于是主张以六经辨治热病，商榷卫气营血学说。同时，何氏又是绍派伤寒的继承人，因此对于热病的辨证论治，他往往能熔伤寒、温病于一炉，而于寒温辨治两法的融合运用有着独到经验。这些充分体现出他的治学风格，即重视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进而推动热病学术的发展。

何廉臣以善治热病著称。在外感热病的辨治方面，指出：“张长沙治伤寒法，虽分六经，亦不外三焦。言六经者，明邪所从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饮、瘀血、渣滓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所由变也……病在躯壳，当分六经形层；病入内脏，当辨三焦部分”。将六经与三焦联系起来作为热病知常达变的诀窍。在诊治温热病方面，何氏悉遵叶天士、薛生白等的治医心得，于温热、暑热、疫疠之病，辨析明白；立法处方，随证变通，处处显示其丰富的临床经验。

何廉臣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医学临床家和杰出的医学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誉满杏

　　张锡纯（1860～1933）中国医学家。中西汇通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寿甫。河北盐山人。出身于书香之家，自幼读经书，习举子业，两次乡试未中，遵父命改学医学，上自《黄帝内经》、《伤寒论》，下至历代各家之说，无不披览。同时读了西医的一些著作。1911年曾应德州驻军统领之邀，任军医正，以后任过立达医院院长、直鲁联军军医处处长等职，1893年第二次参加秋试再次落弟后，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此时张氏开始接触西医及其它西学。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张氏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遂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医名渐著于国内。1912年，德州驻军统领聘张氏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1918年，奉天设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氏为院长。1928年定居天津，创办国医函授学校。由于他有高明的医术和特殊的地位，医名显赫。

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故书屋名“志诚堂”。

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

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

代表著作

代表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是其一生治学临证经验和心得的汇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张锡纯医案》，是通过对张锡纯1909年所撰的《衷中参西录》研读与实践所得的一部张氏医案，书中从诊症、辨治、方药到方解、按语，明了清晰；书後附有本书作者撰写的“张锡纯医学思想探讨”等系列文章及张氏自拟方索引，既使人看到了张氏精湛的医术与仁厚之人品，也通过作者的笔加深了人们对张氏医学思想的理解。

目前所出版的张锡纯著作，多为将全部著作汇为一册的厚重开本。而本次分卷出版恢复张锡纯生前对其医著的分册原旨，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系列医著分为五册：处方篇（即《屡试屡效方》）、药物篇（即《中药亲试记》）、医论篇（即《中医论说集》）、医案篇（即《医案讲习录》）、伤寒篇（即《伤寒论讲义》）。并在完全尊重张锡纯原意、原文的基础上，通过现代编辑手法，让该书的“层次更分明，眉目更清晰。”

　　唐宗海(1846一1897)，字容川，四川省彭州市三邑镇人。16岁为秀才，23岁开始钻研医学，24岁著成《医柄》一书，后又著成《医学一见能》。同治12年，因父患血证多方求治无效后，开始潜心探索血证，经过11年时间写成《血证论》，集血证诊治之大成，创止、消、宁、补之要法，“实事实理，有凭有验”，可谓精辟独到，至今仍为临床医家诊治血证所遵循。此书一出，“名闻三蜀”、“声誉远播”。光绪11年，《血证论》成书后的第二年，唐宗海39岁时中举，其后游学江南，医术扬名于沪，每有疑证问者，辄应如响，人俱惊为神奇，光绪14年，中三甲进士，授礼部主事，奉母赴京后医名大噪，誉满京华。后寓沪上，当西学东进时，他认识到西医、中医各有所长，力主汇通中西，厘正医道。便以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为基础，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知识，撰成《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二卷，光绪18年(公元1892年)刊印出版，成为中国医学“中西汇通”先驱者，游学广东时，《本草问答》和《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二书相继问世。光绪20年（公元1894年），《伤寒论浅注补正》刊行。以上四书，加上《血证论》，辑成丛书《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刊出，行销国内外，医名远播印支和南洋等地，光绪22年（公元1896年），清廷授其广西来宾知县职。翌年，扶母柩返川遇川东疫病流行，染病回家，不幸辞世，终年5l岁。唐宗海作为一代名医和中国早期中西医结合的杰出代表，不仅医术精良，而且医学著述颇丰，除《医易通说》、《六经方正中西通解》、《痢症三字决》等书外，犹以《中西汇通医书五种》著称于世。其好友刘光第（“戊戌六君子”之一）称赞他“活人有奇术”，《清史稿》将他列名记述。

唐宗海对于血的生理功能以及运行情况的论述，多从阴阳水火气血立论，从气血的相互关系进行说明。他认为，阴阳是万物之本，在人身之中。阴阳的具体所指，即是水火，即是气血。气生于血，血生于气，阳气与阴血之间相互滋生。水火气血的关系，—方面强调其相互对恃，同时亦强调其相互维系。故在治疗气血水火的病变时，唐氏主张治血调气，调和阴阳。气血水火之间的协调，尚依赖脾土以为枢纽。他认为，人身之气虽根于肾中，但需依赖脾胃水谷之精微下输于肾，而后才能化气而升清降浊。对于血证的病机，他认为常见的血证不外两大类，—类是血液溢于体外，如吐血、咳血、鼻衄、唾血等，一类为各种瘀血、蓄血等。血证的发生与脏腑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人身气机运行、火热协迫、瘀血阻滞等有关。具体而言，影响血证出现的主要病机，除脏腑功能失常之外，还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者气机阻逆，血随气行，多见血证。二者火热炽盛，迫血妄行。三者瘀血阻络，血失常道。因此，唐氏对血证病机的探讨，重视脏腑，抓住气滞、血瘀、火热之间的关系。在脏腑病机中，除结合气滞、气逆、血瘀、火热之外，又重视气虚不摄的方面，使血证病机归纳得十分得当，为该病的正确治疗，奠定了基础。

他认为，判断血证的轻重缓急，预后善恶至关重要。血证死生的关键，主要在于气的运行是否正常。一般而言，吐血而不发热者，易愈。吐血而不咳逆者，易愈。血证病人，大便不溏者犹有转机，可用滋阴之药，以养阴配阳。若大便溏泄，是脾气下陷，中流已无砥柱，则血因火而上越，气失守而下脱，上越下脱，其危重可知。此外，血证患者脉不数者易治，以其气尚平。若脉数者难治，以其气太疾。若脉象浮大革数而无根者，为虚阳无依。若脉象沉细涩数而不缓者，为真阴损失，皆为难治。若有一丝缓象，尚可挽回。若无缓象，或兼代数，则成不治死证。所有这些脉象，都是反映阴血受伤，而阳气无归，所以为难治。若阴血伤而阳气不浮越者，脉虽虚微迟弱，亦不难治。但用温补，无不回生。总之，阳虚、气虚者尚易治，惟阴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