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陀宁玛·元丹贡布（gYu-thog rNying-ma Yon-tan mGon-po）公元708年出生于拉萨西郊堆龙·吉纳的医学世家。他的曾祖父洛哲希宁是藏王松赞干布的御医，祖父斋杰加戓巴扎是藏王贡日贡赞和芒松芒赞的御医。相传宇陀三岁时，从父琼布多杰学习藏文写读、读经，五岁时随父受“日露化学”和“药师佛修习法”等佛教密宗之开许仪轨。宇陀宁玛·元丹贡布表现非凡的天赋，受到父亲的悉心教育培养。

宇陀在家庭教育和医药世家的熏陶下，勤奋好学，从青少年时代起，在医学方面就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宇陀与王室太医、内地医家东松冈瓦有着深厚的师徒情谊，东松冈瓦将自己的医著《医治痫症·生命轮》(gZa’-bCos，Srog-gi’Khor-1o)、《医治狂犬证·匕首轮》(KhyibCos sPu-gri’i’Khor-lo)、《医治痉症·相轮》(Bya-bCos mTshon-gyi’Khor-lo)三部书相赠。

宇陀在青年时期，曾先后两次去天竺求学，第一次留学历经四年之久，第二次游学，往返共一年零八个月，返回吐蕃后，一面医治病人，一面向门徒传授医术。

三十八岁时，宇陀第三次到天竺各地游学四年，广投名医。特别在名医美旺(Me-dbyang)尊前，聆听了《医六十万》（gSo-dpyad’bum-pa)《医续晶鉴》(rGyud-gSel-gyiMe-long)《月王药诊补遗》（Somaratsa kha-skong)等等，在班钦·旃陀罗比尊前，受了《仙人耳传》（Drang-srongXyan-brgyud)和《八支论》(Yan-lag brGyad-pa)等众多医学论著。返回吐蕃，行医授徒，成绩卓著。赞普赐予他塔、工、琼三处封地，并在工布曼隆沟修建寺院，培养医生，加工药材，炮制成药，行医治病，搜集民间药方。嗣后，他带领门徒往内地五台山朝佛，向僧医阿尔雅恳求医道，听受了《配方宝》(Sbyor-ba’iphreng-ba)和《内科藏义》（Byang-KhogDon-khrems)等很多的特殊的医训教言。四十五岁时，宇陀以早期吐蕃医学为基础，吸收了汉地、天竺和各方的医学，历经二十多年的心血，撰成名传千古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

　　王惟一，名王惟德，北宋医家。公元９８７—１０６７年（北宋太宗雍熙四年——英宗治平四年）人。宋仁宗（赵祯）时当过尚药御，对针灸学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奉旨铸造针灸铜人两座。为我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诏竭心，考订针灸著作。仁宗以为“古经训庆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9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王氏新撰针灸著作遂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宋时，针灸学非常盛行，但有关针灸学的古籍脱简错讹甚多，用以指导临床，往往出现不应有的差错事故。根据这些情况，王惟一及其同行，产生了统一针灸学的念头及设想，并多次上书皇帝，请求编绘规范的针灸图谱及铸造标有十二经循行路线及穴位的铜人，以统一针灸诸家之说。接旨后，惟一亲自设计铜人，从塑胚、制模以至铸造的全部过程，他都和工匠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终于在公元１０２７年铸成了两座针灸铜人。铸成后，仁宗赞口不绝，把它当作一件精湛的艺术品，经惟一等在旁的医官介绍了铜人的用途和在医学上的价值之后，遂下令“把一座铜人放在医官院，让医生们学习参考；另一座放在宫里供鉴赏。”并让史官把这件事作为一件大事，写入史册：“这铜人于天祯五年（公元１０２７年）十月经‘御制’完成，以便传到后代。”这时，王惟一又将自己编绘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献给仁宗，以作为铜人的注解和姊妹文献。赵祯阅后，非常高兴，又下了一道命令：“御编图经已经完成，把它刻在石上，以便传到后代”。

铜人和图经，在当时的医疗教学和医官考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统一和发展我国针灸学作出了很大贡献。王惟一是宋代杰出的针灸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在针灸学方面，他一生致力于这方面的文献研究和整理工作，尤其对皇甫谧的《甲乙经》很有研究，且在学术上受其影响颇深。他把很多不统一的有关针灸学著作，加以去伪存真的整理，“以铜人为式，分脏腑十二经，旁注腧穴”的研究方法，将十二经脉及三百五十四个穴位，用直观的方法记录和描绘出来，并对前代有关“经穴”的学说，进行了订正和改进，推动了我国针灸学的发展。

宋朝时，受王安石改良思想的影响，医学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再加上雕版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整理和出版了很多医学书籍。医学教育的发展要求针灸学教学能更加直观些，以便于学生记忆和临床使用。王惟一所设计的铜人，在脏腑的布局，经络的循行，穴位的精确等方面，不仅科学性强，而且工艺水平相当高。他选择了精制的铜，铸成和一般人大小相似的人体，里面装有铜铸成的脏腑，躯壳表面，刻有三百五十四个穴孔，孔内装满水银，外封黄蜡，以防水银流出。应试者，当老师出题针刺某穴，或提问何病症该针何穴时，学生照题试针。若针得正确，一进针水银便会流出。若针得不对，就刺不进去。铜人的铸造，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尤其在针灸学和针灸教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故为历来针灸学家所推崇，即至现在仍有学习和研究的价值。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全书共三卷，公元１０２６年成书。书中把三百五十四个穴位，按十二经脉联系起来，注有穴位名称，绘制成图，为铜人注解。图样完整，内容丰富，经穴较多而系统。按照图可查到所需用的穴位，按照穴位可查到所治之症候，是我国古代针灸典籍中一部很有价值的针灸学专著。形式略与近代《图解》相似

林亿，宋代医家。生卒年不详。里贯失考，官朝散大夫，光禄卿直秘阁，精于医术，嘉祐二年(1057)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林亿为主要校正者之一，他先与掌禹锡，苏颂等校定《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熙宁年间(1068～1077)又与高保衡、孙奇、孙兆等人共同校定和刊印《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玉函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伤寒论》、《千金要方》、《千金冀方》、《脉经》、《外台秘要》等唐以前的重要医著。为保存古代医学文献和促进医药传播作出贡献。其治学严谨，如校《素问》，采数十家之长，端本寻支，溯流清源，改错六千余字，增液两千余条。

唐慎微，约生活于11～12世纪间，字审元。原籍蜀州晋阳(今四川崇庆)，出身于世医家庭，对经方深有研究，知名一时。元祐年间(1086～1094)应蜀帅李端伯之招，至成都行医，居于华阳(当时成都府东南郊)，遂为华阳人。唐氏虽语言朴讷，容貌不扬，但睿智明敏，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不分贵贱，有召必往，风雨无阻。为读书人治病从不收钱，只求以名方秘录为酬，因此学者喜与交游。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方一药，必录而相咨。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药学资料。为唐氏编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增广见识，提供了有利条件。1082～1083年间，尚书左亟蒲传正看过该书初稿后，要保荐唐氏做官，但唐氏拒而不受，继续修订增补自己的本草著作，约于1098年以后定稿。完成全书31卷，反映了宋代药物学的发展水平。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宏伟精湛的药学巨著，刊行之后，产生了重大的国内外影响。

朱肱（约11世纪至12世纪间），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因曾官奉议郎，人称朱奉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但无意为官，退而酿酒著书，其间对《伤寒论》深有研究，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后因书苏东坡诗获罪，被贬于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还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

朱肱研究伤寒最重经络，认为不识经络，则犹触途冥行，不知邪气所在。在用经络循行部位和生理特点解释伤寒传变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脉证合参以辨别病证的表里阴阳。他对外感热病分类命名，施以不同方药，在鉴别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独到见解。

朱肱先于大观二年（1108）著成《伤寒百问》一书，流传过程中渐有残缺。至大观五年（1112），张蒇据朱肱亲传缮本予以修订增补，终成20卷，改称《南阳活人书》。除此之外，还辑有《内外二景图》。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原籍为泉州同安县（今属厦门市）。因同安旧属南安县，故有称其为南安人。苏颂之父苏绅是仁宗朝有名的文字侍臣。曾为官润州丹阳（今属江苏），死于任上，苏颂因随父徒居丹阳，故亦自称丹阳人。

苏颂幼承家教，勤于攻读，深通经史百家，学识渊博，举凡图纬、阴阳、五行、星历、山经、本草无不钻研。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苏颂作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主要贡献是对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医药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

苏颂在馆阁期间，曾与掌禹锡等人奉诏校注《开宝本草》，在编修过程中，苏颂等建议编撰绘有药图的本草书与《嘉祐本草》并行。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朝廷批准，仁宗敕命由苏颂主持其事。苏颂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考虑到“考证群书，资众见则其工易就；论著文字，出异手则其体不一”，对全书关于形态描述的均予著录，其中虽有与旧说相背的，但亦予保留。若与文献有联系者，即以形类相假而归附之。还搜集了许多民间习用药，附在功用相同的药物条件之下，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编成此书。

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字仲阳。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今山东郓城县）人。约生于宋明道元年（公元一O三二年），卒于政和三年（公元一一一三年）。

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

业医者知道，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因为小儿脉微难见，诊察时又多惊啼，靠脉诊难以辨证，这是一；小儿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无常，靠望诊了解病情也有困难，这是二；小儿不能言语，言语亦未足取信，凭问诊了解病情更难这是三；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用药稍有不当，就足使病情复杂化，这是四。因此，钱乙在行医过程中，也深感到小儿病难治。他说：“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言语取者，襁褓之婴，孩提之童，尤甚焉。”为了攻克这道难关，他花了将近四十年时间。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功成业就，为我国小儿科医学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钱乙自幼就“从吕君问医”，精勤好学，认真钻研《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特别是《神农本草经》，他“辨正阙误”，所下功夫很深。有人拿了不同的药请教他，他总是从“出生本末”到“物色名貌”的差别，详详细细地解答。事后一查本草书，果然“皆合”。此外，他把古今有关儿科资料一一采辑，加以研究。在钱乙之前，有关治小儿病的资料不多。据《史记》所载，扁鹊曾为小儿医，东汉卫汛著有《颅囟经》，惜已失传。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也有关于儿科病的记载。到宋初，有人托名古代师巫撰《颅囟经》二卷，谈到了小儿脉法，病证诊断和惊痫、疳痢、火丹（即丹毒）、杂证等的治疗方法。钱乙对这部书反复研究，深有启发，并用于临床，收到疗效。钱乙还借助于《颅囟经》的“小儿纯阳”之说的启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张仲景总结的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适应小儿用的“五脏辨证”法。因此，阎季忠对他“治小儿该括古今，又多自得”。

钱乙学习时，“不名一师”，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他的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组成，原是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载的崔氏八味丸，即八味肾气丸（干地黄、山茱萸、薯蓣、泽泻、丹皮、茯苓、桂枝、附子）的加减化裁，作六味地黄丸，用来当作幼科补剂。这对后世倡导养阴者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丹溪心法》方。由黄柏、知母、熟地黄、龟板、独脊髓组成，都是由此方脱化而来。因此，有人认为钱乙是开辟滋阴派的先驱。此外，钱乙还创制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如痘疹初起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由生地黄、甘草、木通组成，治小儿肺盛气急喘嗽的泻白散，即泻肺散，由桑白皮、地骨皮、生甘草组成，治肝肾阴虚、目鸣、囟门不合的地黄丸，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异功散，治肺寒咳嗽的百部丸，直到治疗寄生虫病的安虫散，使君子丸等等，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

钱乙在实践中认识到，小儿的生理特点：“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其病理特征：“易虚易产，易寒易热”。所以，要攻克小儿病这道难关，必须对小儿的生理、病理有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他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逐步摸索一整套诊治方法。在诊断上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属浙江）人，曾举进士，历仕三司使、军器监及司天监等职。政治上支持王安石变法革新，积极参预制订新法、整顿盐政、兴修水利、抑制兼并及发展生产，又参预军制改革，率兵击败西夏进犯。后因徐禧失陷永乐城，牵连坐贬。精研科技及医药学，曾编撰《梦溪笔谈》、《修城法式条约》、《灵苑方》、《沈氏良方》、《天下州县图》、《十二气历》和《极星位置图》等。对天文、方志、水利、律历、音乐等均有深入研究，并多创见（如首先为石油命名）。对医药学重视实践，所著订正不少药物的名称和效用。曾从民间收集验方，“目睹其验，始著其篇”，根据实践珛验，纠正《神农本草经》中谬误。所著《灵苑方》、《沈氏良方》，已佚。今传名著《梦溪笔谈》，内含不少医药学内容。又有《苏沈良方》，多为其所收集民间验方，为后世医家所重视。

许叔微，宇知可，号近泉，生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真州(今江苏仪征)白沙人。元按五年(1090年)，因父母双亡，再加屡试不举，遂弃儒习医。南宋建炎元年(l127年)，真州疾疫大作，许叔微上门为百姓诊治，十活八九。后南渡居常州，又迁太湖马迹山。绍兴二年(l132年)中进士，历任徽州、杭州府学教授及翰林学士，人称许学士。因不满高宗苟安江南及秦桧陷害忠良，退隐乡里，行医济人。与抗金名将韩世忠过从甚密。岳飞被害后，韩世忠自请解职，移居苏州，常渡太湖访许叔微，共抒忧国情怀。

许叔微是宋代研究《伤寒论》的大家之一，对辨证施治理论多有阐述和补充。他说：“伤寒治法，先要明表里虚实。能明此四宇，则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在其学术思想中较突出的是对脾肾关系的理解，认为肾是一身之根抵，脾胃乃生死之所系，二者之中又当以肾为主，补脾“常须暖补肾气”。这一见解对后世进一步研究脾肾关系和临床座用,很有启发。他一生著述颇丰，辑有《本事方》(又名《类证普济本事方》)10卷、《续本事方》10卷(均收入《四库全书》)。著有《伤寒百证歌》5卷、《伤寒发微论》2卷、《伤寒九十论》(合称《许氏伤寒论著三种》)、《治法》、《辨证》、《翼伤寒论》、《仲景脉法三十六图》等书。《伤寒百证歌》，是以歌诀体裁将仲景方论编成100证，以便后学记习，遇有“有证无方”者，就以《千金》等所载之方补上；有议论不足者，多取《巢氏病源》及朱弘、孙尚、孙用和等人言论加以发挥。《伤寒发微论》共22论。第一论列举伤寒72证，详加阐释。第二论以下多为作者心得的零散札记。《伤寒九十论》，每论首记病例症状及治疗经过，加以评论，颇似今日之病案讨论。《普济本事方》是“漫集已试之方及所得心意，录以传远”的著作，按病分为23门，收录300余方；每方首列主治、方名及药味分量，次录治法、服法，后附一二个病例，并加评述。其中关于言气撅不可作中风候、益肾宜用滋补之品以及区别肠风、脏毒、血痔的不同等论点都颇有见地。许叔微于绍兴二十四年逝世，终年74岁，葬于马迹山檀溪村东麓。现马迹山建有许叔微故居“梅梁小隐”，有行迹“隐居泉”等。

许氏除传世的《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外，还撰有《仲景三十六脉法田》、《伤寒类论》、《治法》、《辩类》等，但均已散佚。

成无己(1066?～1156?)。据张孝忠《注解伤寒论·跋》称，成氏1156年已90余岁尚健在，可知其生于1066～1156年间。聊摄(今山东与聊城县、茌平县一带)人，靖康后聊摄入金，遂为金人。出身于世医家庭，生平事迹欠详。撰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行世。

中国金代医学家。聊摄（今山东聊城）人，约生于北宋嘉祐治平年间，后聊摄为金兵所占，遂成金人。成无己出生于世医家庭，自幼攻读医学。他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代经典皆有研究，尤其是对于《伤寒论》最为推崇。他专力钻研该书数十年，以《内经》、《难经》理论为依据，对该书进行了全面注释，撰成《注解伤寒论》10卷，为现存最早全面注解《伤寒论》之作，对后世影响极大。另撰《伤寒明理论》4卷，将经典著作与个人心得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启迪后学产生了重要作用。

成无己，宋代山东聊摄（今山东阳谷）人，后来聊摄并于金，故又称为金人。约生卒于l063~1156年间，卒年九十余岁。成氏世代行医，对理论与临床均有擅长，是宋金时期研究《伤寒论》的大家之一，也是伤寒学派的主要代表医家之一。其著作有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在成氏以前，研究《伤寒论》者虽已有孙思邈，在其同时代亦有朱肱、庞安时等人，但他们均未对《伤寒论》原文进行注解，成无已以《内经》、《难经》的理论为基础，对《伤寒论》条文加以注解，由于前无他人可鉴，难度很大，致使该书著成时成氏已至八十高龄，前后长达四十余年。也正由于成氏注解《伤寒论》的古奥原文，致使这部有很大实用价值的著作才得以广泛流传，被医家所理解与重视，使研究者越来越多，促进了伤寒学派的发展。

成无已在《注解伤寒论》一书中，运用《内》、《难》之学的理论为指导，来分析其病机、治则、方剂等，使《内经》、《难经》与《伤寒论》之间一脉相承，完全符合仲景著书的原意，成为后世医家研究《伤寒论》的主要注本之一。例如，对《伤寒论》“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一条，成氏解释说：“太阳病，因发汗，遂汗漏不止而恶风者，为阳气不足，因发汗，阳气益虚，而皮肤不固也。《内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小便难者，汗出亡津液，阳气虚弱，不能施化。四肢者，诸阳之本也。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亡阳而津脱也。《针经》曰：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与桂枝加附子汤，以温经复阳。”这里，成氏引证之两段《内经》原文，第一段是指《素问•灵兰秘典论》，第二段的《针经》即《灵枢》，又称《九卷》，出自《灵枢•决气篇》。

又如，成氏解释仲景之方，也以《内经》、《难经》的理论来说明。如其解释桂枝汤时说“《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桂枝汤辛甘之剂也。”注解四逆汤时云：“《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又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甘草姜附相合，为甘辛大热之剂，乃可发散阴阳之气。”这里，成氏以《素问》中的《生气通天论》、《至真要大论》二篇关于四气、五味、阴阳之理来解释仲景组方之义，简洁明了。尤其在解释小青龙汤时，成氏说：“寒邪在表，非甘辛不能散之，麻黄、桂枝、甘草之辛甘，以发散表邪。水停心下而不行，则肾气燥，《内经》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干姜、细辛、半夏之辛，以行水气而润肾。咳逆而喘，则肺气逆，《内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芍药、五味子之酸，以收逆气而安肺。”这里，成氏运用《素问•脏气法时论》的经文，以说明小青龙汤散外寒化内饮的机理。

成氏临证经验丰富，对临床症状鉴别诊断颇具经验。如其论述发热证，云：“发热者，谓怫怫然发于皮肤之间，熇熇然

王履(1332～1391)，字安道，号畸叟，又号奇翁、抱独山人。江苏昆山人，著有《医经溯洄集》1卷、《百病钩元》20卷、《医韵统》100卷，以及《小易赋》、《十二经络赋》等。惟《医经溯洄集》行世。洪武四年(1371)至长安，任秦王府良医正10余年。1383年，登华山巅，绘华山风景画40幅，写诗150首，画现存放富博物院。

《医经溯洄集》，撰于1368年，载医论21篇。书名溯洄，寓推溯医源义，探讨《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及历代诸家之作，提出不少独见。

王氏对伤寒温病之辨颇精，谓温病是“感天的恶毒异气”而致，“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决不可以伤寒六经诸病为通治”。

王氏对宋以来伤寒397法之说提出异议，认为应把《伤寒论)作方法论读，“读者当活法，勿拘执”。这是一个重要思想。

王氏评论以往医家，每有创见。其论“外感法仲景，内伤宗东垣，杂病主丹溪”等，为学医者之标的，至今医界多所遵循。

子伯乘永乐中以医鸣于两京，无嗣，传其秘于婿沈仲实。仲实孙承先，亦善医，安道有徒许谌，字元孚，谌婿太仓陶治，传其业。

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婺州浦江(今属浙江诸暨县)人，家世业儒，并数世业医。父戴士尧(1307～1349)是文学家戴良之兄。早年弃儒学医；弟思温，字原值，号益斋，亦以医名。元至正三年(1343)，戴士尧携子思恭、思温至义鸟，投丹溪门下学习。戴氏还从罗知悌学过医。

洪武间，以太医院石逵荐，入为御医。受朱元璋赏识，授迪功郎、正八品御医，建文初，升任太医院使。永乐元年(1402)，乞归，奏章四上，方准其请。

戴氏临证，辨证细，用药准，著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本草摘抄》、《类证用药》；《推求师意》、校补有朱丹溪的《金匮钩玄》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刊于1443年，以论述内科杂病证治为主。

《推求师意》为阐发丹溪未尽之意而作，原无刻本，嘉靖中汪机得之，为汪氏弟子陈桷校刊，书名为汪氏所题。凡2卷。

《金匮钩玄》，朱丹溪撰，戴氏作了订正和校补，约成于1358年，凡3卷。

戴氏尊丹溪，对六郁辨证及治法，都很精审。指出传化失常是致郁关键，在郁证中又以中焦致郁居多，深化了丹溪六郁之说。戴氏对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诸家说，俱深入钻研，择善而从，不拘一家，无门户之见。

　　滑寿(约1304～1386)，字伯仁，晚号樱宁生，元代大医学家，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后迁仪真（今江苏仪征县），又迁余姚《今浙江余姚县》。滑寿自幼聪明好学，善诗文，通经史诸家。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名医王居中学医。研读《素问》、《难经》，颇有心得，遂著成《读素问抄》和《难经本义》二书。继之精心研究张仲景、刘守真、李东垣诸家之说，融会贯通，深有造诣。后来又随东平(今山东东平县)高洞阳学习针法，遂对经络悉心研究，取《内经》等书中有关经络的理论，于针灸，对经络理论很有研究，著《十四经发挥》3卷，提出奇经八脉的任督二脉与其他奇经不同，应与十二经脉相提并论而成十四经，并在《素问》、《灵枢》的基础上，通考腧穴657个，考正其阴阳之往来，推其骨孔之所驻会，详加训释。滑氏在针灸之道湮而不彰，经络之学已被忽视之世，力挽狂澜，使针灸又得盛于元代，并为后世针灸医家的规范，这都是滑氏的功劳。不仅如此，《十四经发挥》流传到了日本之后，日本的针灸医学也开始盛兴起来。自元代以后，直至现今，《十四经发挥》一直传诵不绝。后世尚有《明堂图》四幅，题为滑寿撰。

据《仪真县志》记载，他少年时期曾拜学省韩说为师，学习诸子百家之书，曰记千余言，操笔为文，词雅别致，尤其擅长乐府诗歌。元朝时曾为乡举，对做官从政无兴趣，而攻读医籍，一生行医济世。 滑寿何以定居于余姚马渚，一种说法是他祖父元初在江南一带做官，从江苏仪真迁徙至余姚而定居。还有说是随难潮行医南下，经姚邑青山何家闼村见一棺棂抬过，有鲜血滴落，就上前称棺内之人还活着，要求履行医道。开棺是对逝者大不敬，而见滑寿言辞恳切，故开棺一试。果然，经一番救治，棺内人起死回生。那一家人感激涕零，路人称他为神医，将贤德、貌美少女汪如春嫁给他以作挽留。 在马渚，听一位老先生讲述。滑寿无意仕途后，多次拜访旅居仪真的名医王居中，请教歧黄之术，拜王氏为师，颇得真传（另有说法，称滑寿患病而幸获王氏医治，从而研习医道）。滑寿在学习中感到医书《素问》、《难经》论述虽详尽、深奥，但结构层次不够分明，文字亦有个别缺漏，于是询问王氏能否分类注释，便于阅读理解，获支持。滑氏就根据自己的读书体会著述了《难经本义》、《读素问钞》等书。滑寿后专研针灸，对经络理论很有研究，曾用针灸治疗难产等多种病症，著有三卷《十四经发挥》。此书为滑寿代表作，翰林学士宋濂、姑苏西宫进士盛斯显等作序。 滑寿不仅医术卓绝，而且还有文人风骨。他与当时文人名士朱右、戴良、丁鹤年、宋濂、宋禧等交往甚密。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方国珍的秘书刘仁本驻兵余姚，对滑寿很敬重，在他的《羽庭诗集》中有：正月望前一夕，与滑伯仁炼药，诗云：“委羽山中鹤堕翎，老仙为我制颓龄；人无金石千年寿，药有丹砂九转灵；候熟鼎墟分水火，所吞朋友走风霜；轻身已得刀圭秘，莫问昌阳与茯苓。”《明史》称滑寿：“年七十余，容色如童孺，行步矫捷，饮酒无算。”戴良题滑寿像赞曰：“貌不加丰，体不加长，英英奕奕，其学也昌。” 在马渚的走访得知，滑寿原姓刘，因从医而改名易姓，在淮南叫滑寿，在吴中（今江苏）叫伯仁氏，在鄞城（今宁波鄞州区）叫樱宁生。樱宁，是道家追求的修养境界，谓心神宁静，不为外界所扰。据《绍兴府志》记载，叶逢春云：“寿盖刘文成基之兄；易姓名为医。文成既胄，当劝之仕，不应而去。”这是说滑寿可能是刘基（刘伯温）的哥哥，刘基是明朝开国功臣，曾到余姚看望滑寿，劝其弃医从官，滑寿重视气节，以元朝遗老自居，刘基劝说无效，只好回京。洪武八年四月，刘基病逝，滑寿赋《望卷悲》十章，采办祭祀所需的蒿草赴京奔丧。传说滑寿为刘基之同母异父的兄弟，大概是有实据的。 《孟子•

危亦林(1277-1347)　元代骨伤科医学家。字达斋。祖籍抚州（今江西抚州市西），后迁南丰（今江西南丰县）(属江西)。累世业医。高祖危云山随董奉二十五世孙董京习大方脉（内科），尔后医道五世不衰。其伯祖危子美专妇人及正骨金镞等科。其父危碧崖，随周伯熙习小儿科，进而学眼科，兼疗瘵疾。危亦林自幼好学，20岁开始业医，除继承祖传医术外，还研究疮肿、咽喉、口齿等科，医术全面，而以骨伤科最有成就。曾任南丰医学教授。至正3年(1337年)撰成《世医得救方》，20卷。经太医院审问后，于1345年刊行。依当时医学13科分类，多选载前代医学文献及家传验方，在骨伤科证治方面载述尤详、书中翔实和突出地记述了关于麻醉药物的使用，有世界上较早的关于全身麻醉的记载。对于骨折、脱臼、跌打损伤、箭伤等整复治疗也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首创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更是珍贵。

《世医得效方》的骨伤科成就，代表了金元时期中国骨伤科的发展水平，居于当时世界医学的前列。

忽思慧，一译和斯辉，生卒年月不详，蒙古族一说为元代回回人，约为13、14世纪间人。忽思慧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营养学家，在我国食疗史以至医药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赵国公常普兰奚任徽政院使，掌管侍奉皇太后诸事，忽思慧约于是年被选任饮膳太医，入侍元仁宗之母兴圣太后答己。其间，他与常普兰奚在食疗研究方面密切合作，后来他供职中宫，以膳医身分侍奉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所以忽思慧在元廷中主要是以饮膳太医之职侍奉皇太后与皇后。

忽思慧长期担任宫庭饮膳太医，负责宫庭中的饮食调理、养生疗病诸事，加之他重视食疗与食补的研定与实践，因此得以有条件将元文宗以前历朝宫廷的食疗经验加以及时总结整理，他还继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与名医经验中的食疗学成就，并注意汲取当时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食疗经验。正是在这神情况下，他编撰成了营养学名著《饮膳正要》一书。

《饮膳正要》共分三卷。卷一讲各种食品。卷二讲原料、饮料和”食疗”。卷三讲粮食、蔬菜和肉类、水果等。 忽思慧在书中强调营养学的医疗作用，他认为最好少吃药，平时注意营养调剂；不吃药也能治病。他对春、夏、秋、冬”四时所宜”吃什么东西，都有论述。书中还附有许多插图，如每种食物的性状，对身体有什么好处，能治什么疾病等，都一一加以说明。书中还提倡讲究个人卫生，如对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晚上洗脚、薄滋味、戒暴怒等，都有论述。

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誉之为“朱一贴”。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朱震亨，字彦修（1281──1358年），享年78岁。因他出生的赤岸镇有一条溪流名叫丹溪，所以学者多尊称朱震亨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朱震亨自幼聪明，年长者对他都很器重，但他年稍长后却弃而不学，变得崇尚侠气，争强好胜，若乡中望族仗势欺侮，“必风怒电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摇手相戒，莫或轻犯”。他36岁时，闻有朱熹四传弟子许谦居于东阳八华山中，“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不禁叹道：“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于是抠衣往事，就学于许公门下。听其所讲“天命人心之秘，内胜外王之微”，方悔恨昔日之“沉冥颠沛”，不由汗如雨下。自此茅塞顿开，日有所悟。如此数年之后，学业渐成，一日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朱震亨应试书经，但偶遇算命先生，先后两卦均言不利。朱震亨竟以为天命，遂绝仕进之念，以为“苟推一家之政，以达于乡党州闾，宁非仕乎？”于是乃就祖宗所建“适意亭”遗址上，造祠堂若干间，于其中“考诸子家礼而损益其仪文”。又在祠堂之南复建“适意亭”，使同族子弟就学其中。

朱震亨常为百姓挺身向前，凡遇“苛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辞气恳款，上官多听，为之损裁”。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大家一起兴修水利，为民谋福。当地有个“蜀墅塘，周围凡三千六百步”，能灌溉农田六千多亩，但因堤坏水竭，屡致旱灾。在朱震亨的带领下，大家协力修筑堤防，并开凿了三条渠道，根据水量而舒洩之，使百姓均得受益。

导致朱震亨从儒转医，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有疾，诸医束手，亦使其有志于医。遂取古代经典医籍细细观之，三年而有所得。又过了两载，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尽焚以往所习举子业，一心致力于医。当时盛行陈师文、裴宗元在宋大观年间制定的《合剂局方》（共297方）。朱氏昼夜研习，知其不足所在，但乡间无良师可从，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他渡过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后又到定城，始得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恒方稿。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直到泰定二年（1325年），才在武林听说有名罗知悌者，为“宋理宗朝寺人，业精于医，得尽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但性格狭隘，自恃医技高明，很难接近。朱震亨几次往返登门拜谒，均未得亲见，趑趄三月之余。但他心诚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有人对罗先生祥加介绍朱震亨的为人与名声后，始获相见。谁知却一见如故。罗知悌对朱震亨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祥于外感；东恒之书，重在内伤，

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元代赵州（今河北省赵县）人，约生于公元1200~1264年，曾经与李杲一起学医于张元素，但其年龄较李杲小二十岁左右，后又从师于李杲，尽传李氏之学。张元素强调脏腑辨证，重视分辨病变所在脏腑的寒热虚实，李杲阐发脾胃学说，尤重脾胃内伤虚证的探讨。在张、李二家的影响下，王好古又着重于《伤寒论》方面，而独重由于人体本气不足导致阳气不足的三阴阳虚病证，另成一家之说。著有《阴证略例》、《汤液本草》、《医垒元戎》、《此事难知》、《斑论萃英》、《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等。

王好古论伤寒为病，非常重视内因的作用，认为不论内伤外感，其所以为病，总由人体正气之虚所致。外感寒邪，内伤饮冷或空腹不食，均可导致内伤阴证的发生。但其得病有轻重之不同，预后有可治不可治的区别，全在于人体正气的虚实程度。王氏的这一理论认识，与《内经》中“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不仅如此，王氏在以上文字中，还说明了出现三阴证的病机，与人体内已伏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从体质角度分析病机，强调体质从化观点，颇有实际意义。王氏论伤寒强调正气之虚为本，李杲论内伤病，亦强调元气不足为根，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可见王氏之学受李杲之学术思想的启迪，是一脉相承的。

他依据个人经验，认为内伤三阴之证的治疗，厥阴之阴盛阳衰，治疗当以当归四逆汤，该方适用于“手足厥逆，脉细欲绝者”。少阴之阴盛阳衰，治疗当以通脉四逆汤，该方适用于“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者”。太阴之阴盛阳衰，治疗当以理中汤，该方适用于“脉浮沉不一，缓而迟者”。王好古重视伤寒三阴证的研究，提出了“阳证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的认识，从一个侧面补充了前人研究《伤寒论》的不足，也是王氏将李杲的温补思想在《伤寒论》中灵活的运用，颇有独到之处。

王好古临床用药主张温养脾肾。其用返阴丹（硫黄、太阴玄精石、硝石、附子、干姜、桂心）以治阴毒伤寒，心神烦躁，头痛，四肢逆冷。用霹雳散（附子一枚，细末）治阴盛格阳，烦躁不饮水。用四阳丹（硫黄、木香、荜澄茄、附子、干姜、干竭、吴萸）治阴毒伤寒，面青，手足逆冷，心肠气胀，脉沉细。用正阳散（附子、皂荚、干姜、甘草、麝香）治阴毒伤寒，面青，张口气出，心下硬，身不热，只额上出汗，烦躁不止，舌黑多睡，四肢俱冷。用火焰散（舶上硫黄、附子、新蜡茶）治伤寒恶候。用白术散（川乌、桔梗、附子、白术、细辛，干姜）治阴毒伤寒，心间烦躁，四肢逆冷。用肉桂散（肉桂、赤芍、陈皮、前胡、附子、当归、白术、吴萸、木香、厚朴、良姜、人参）治疗伤寒服凉药过度，心腹胀满，四肢逆冷，昏睡不识人，变为阴毒恶证。以上诸方药中，返阴丹、回阳丹、火焰散、霹雳散、正阳散等均用附子为主要药物。若白术散、肉桂散之类，又多附子、白术并用，脾肾兼顾。

再如，其治内伤饮冷，外感寒邪无汗者，主张用神术散（苍术、防风、甘草、生姜、葱白）；对内伤冷物，外感风邪有汗者，用白术汤（白术、防风、甘草）；对伤寒内感拘急，三焦气虚无汗，手足自汗，或手背多汗，或肢体振摇，腰腿沉重，面红目赤等阴气盛阳气衰，两脉浮沉不一，或左右往来不定，有沉涩弱弦微五种阴脉形状而举按无力者，用黄芪汤（人参、黄芪、白茯苓、白术、白芍、甘草）。治疗伤寒阴证，又注意内伤生冷而损及脾胃，以人参、白术、黄芪等为主，扶正达邪。除此而外，他对阴证的辨析，具有丰富的经验，如对阴盛格阳、阴证发渴、呃逆、发热、大便秘、小便不通、小便赤及脉象等一一详辨，对自汗、谵妄、下血、四肢振摇等亦一一从阴阳加以分辨，在阴证诊断方面阐述颇详。

王好古论阴证，虽然从《伤寒论》三阴

罗天益(1220～1290年)，字谦甫，元代真定路嵩城人(今河北嵩城县)。他幼承父训，有志经史。精。李杲晚年(1244年以后)，学医数年，尽得其术。李杲身后，他整理刊出了多部李杲的医学著作，对传播“东垣之学”起到了重要作用。1251年后，他自师门回乡行医，以善治疗疮而显名，为元太医，元兵南下。罗天益一再随军征战，他在军中，还四处访师问贤，以提高医术，晚年诊务之余，他以《内经》理论及洁古、东垣之说为宗，旁搜博采众家，结合自己的体会，于1281年撰写了《卫生宝鉴》二十四卷。

罗天益生活于金末元初，他的学术思想遥承于洁古，授受于东垣，又突出脏腑辨证、脾胃理论、药性药理的运用的“易水学派”特色，成为易水学派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医家。

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反映在《卫生宝鉴》一书中，他还撰有《内经类编》、《药象图》、《经验方》、《医经辨惑》(见刘因《静修文集》)等书，均佚。经过整理的张元素的著作有《洁古注难经》。

罗天益用灸法以温补中焦，不仅能治中焦不足的虚寒证，而且还可以治疗气阴两伤的虚热证，罗氏能补其师之不足，并发展了刘河间热证用灸，李杲甘温除热的理论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金元四大家的针灸学术思想。

罗天益:元代医家学。字谦甫。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幼承庭训，攻读诗书。及长，逢乱世，弃儒习医。时名医李杲年迈，欲传术于后世。天益愿从之学十余年，尽得其妙。后为太医。遵师意，分经论证而以方类之，历三年三易其稿而成《内经类编》，今佚。至元三年（1266年），以所录东垣效方类编为《东垣试效方》九卷。又撰集《卫生宝鉴》二十四卷（1283年），讨论方、药及药理，附列验案。另著《药象图》、《经验方》，均佚。

窦默(1196-1280)　元初理学家。广平肥乡(今河北省肥乡县，位邯郸市东)人。初名杰，字子声，又字汉卿。元初名医、名臣、名儒，著名理学家、教育家。金末，避乱河南，从名医李浩学铜人针法；又南走德安(今湖北省安陆县，位随州市东南)，习读宋人理学著作。元兵陷德安，杨惟忠招集儒释道之义。他应召北归至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位广平县东南)，与姚枢、许衡等讲求理学。后又返回肥乡，教授生徒以经术之学。元世祖忽必烈为藩王时，曾召见问治国之道，使其皇子皆从之学。即位后，被元世祖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晚年又加至昭文馆大学士。卒。封魏国公，谥文正。

窦默（1196-1280年）金元时针灸医家。原名杰，字子声、汉卿，广平肥乡（今属河北）人。因元兵南下而避兵河南，遇名医李浩，授以“铜人针法”，遂谙针灸术。一说获道人丘长生传授而精医。元世祖屡召之，直至微服相访，始不得已出任昭文馆大学士。所著有《针经指南》、《流注指要赋》、《窦太师流注》、《标幽赋》、《指迷赋》、《铜人针经密语》等针灸专著。另有《疮疡经验全书》十三卷，为其后代所辑。

　　金代医学家（约1156-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睢县》。精于医理，尝入太医院任职，但不久即辞归，与当时名医麻知几、常仲明等砌磋医理，辨析奥义。甚学宗刘完素，主张攻邪，反对妄用温补，力主“邪气加诸身，攻之可也”，要祛邪正始能安。其思想主要表现在“三法六门”，即以汗、吐、下三种攻邪之法，以驾驭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邪。由于善用攻邪之法疗病，故后世称之为“攻下派”之代表。然其治病亦主张辨证论治，而非一味妄攻，攻邪有其适应症，也有禁忌症。邪去之后，需用饮食调补之，每能出奇制胜，如其据《内经》“惊者平之”之训，以木棒敲击木几之响声治惊恐得病2例，亦一种心理疗法。所著有《儒门事亲》，乃其代表作也。此外，尚有《三复指迷》、《子和心法》、《汗吐下法》、《秘传奇方》等。

在学术上，张从正精于《内经》、《难经》、《伤寒》，同时也提出了“古方不能尽愈今病”的著名论点。张从正对于疾病的认识很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治病应着重祛邪，祛邪就是补正，不能因害怕使用攻下药而一味用补，因而创立了独特的“汗、吐、下”攻下法，并能运用自如，治好病人无数。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并非单纯的发汗、呕吐、泄下三种具体治法，而是分别代表着三类驱邪外出的途径。汗法，是指用药发汗，以及用针灸、洗熏、熨络、推拿、体操、气功等方法达到祛除表邪目的的方法；吐法，不单是指摧吐，凡豁痰、引诞、催泪、喷嚏等上行的治疗方法都属此类；下法，不单指泄下，其他像行气、通经、消积、利水等能够驱除里邪的方法亦尽属此类。因此，张从正归纳的“汗、吐、下”祛邪法，实际上是中医理论中“扶正祛邪”大法中以祛邪为主的这部分内容。而他认为先“祛邪”，才能扶正，邪去则正自安，对于实证阳证，这种方法也是非常奏效的。

他还主张治疗以食补为主，并反对乱用温热药物峻补的方法。可以说，张从正的理论是建立在刘河间的“火热论”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人体诸邪皆易化火，一味地温通峻补只能使人体的痰热实邪壅滞，引发更多的疾病。这种论点，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医学风气而言的。而张从正本人也十分重视辨证论治，并非见病即攻，在治疗过程中也一定要视病人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年岁较高的老人，身体羸弱的儿童，都是他强调不可乱攻的对象。

张从正创立了“攻下派”，疗效颇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他医术精湛，辨证准确的见证。历来，医家对于“下品”药物的使用都十分谨慎，而他能够对于这类药物娴熟使用、准确把握和对各种病证的应对自如，足见他深通医理，熟识药性，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反观今天，对于中医学尚未达到一定熟练程度的初学者和年轻医生，切不可一味地模仿和追求新奇，简单而无辨证的照搬张从正的治法和方药。一旦辨证失误或者用药不慎，很容易造成医疗事故，十分危险。所谓“艺高人胆大”，这也是后世医家虽不敢尽取其方，却十分肯定张从正本人在医学上的造诣，并敬佩他的胆识和学问的原因。

张从正一生著述颇多，最著名的就是他弃官之后与学生麻知几、常仲明等共同写成的《儒门事亲》一书，书中记述了他的主要学术观点。而该书收载的文章中，有许多是辩论性的文章，像《高技常孤》、《群言难证——谤吐》、《谤三法》、《谤峻药》、《同类谤才——群口诬戴人》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他在学术上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因为他敢于直言当时医界妄用温补的弊端，触动了许多不学无术者的利益，因此他们嫉妒他，怨恨、围攻、嘲笑，甚至诽谤他，但他从不妥协，刚正耿直，并以精深的学识力辩群医。当时，来到张从正家中的有识之士络绎不绝，高人才子日不离门，这也是对那些庸才最有力

张元素，字洁古，金之易州（河北省易县军士村，今水口村）人，中医易水学派创始人，1131？～1234？年。其所处时代略晚于与其同时期的医家刘完素。著有《医学启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药注难经》、《医方》、《洁古本草》、《洁古家珍》以及《珍珠囊》等。其中《医学启源》与《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最能反映其学术观点。

张元素在《内经》脏腑理论的启示下，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以言病机的学说，将脏腑的生理、病理、辨证和治疗各成系统，较前又有提高，使脏腑辨证说由此而渐被众多医家所重视，脏腑病机理论也被不少医家所研究。至清代，则脏腑辨证理论趋于完善，现已成为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可见，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说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除心包络之外，对于每一脏腑，张元素均从生理、病理、演变、预后以及治疗方药等方面进行阐述，各成体系，较为系统。此外，张氏还对药物学研究颇有发挥，尤其在药物学的理论认识和临床脏腑用药方面，更为突出。张氏根据《内经》的理论，强调药物的四气五味之厚薄，是影响药物作用的重要方面。正由于药物有四气五味厚薄的不同，因此药物作用才会出现升降浮沉的区别。因此，对于每一药物功用的解释，他强调首先应明确其气味厚薄，然后再进一步阐发其功效，使中药学的理论与其临床效用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中药学理论的发展。

此外，药物归经理论也非常被张氏所重视。他认为，不同的药物对于不同脏腑的效用所以不同，是因为其各归于某一经的缘故。因此，了解药物的归经，就可以掌握其药效特点。如同一泻火药，黄连则泻心火，黄芩泻肺火，白芍则泻肝火，知母则泻肾火，木通则泻小肠火，黄芩又泻大肠火，石膏则泻胃火。柴胡泻三焦火，必佐以黄芩，用柴胡泻肝火，必佐之以黄连，泻胆火亦同。其所以都是泻火药而药效不同，就是由于它们的归经各不相同。如果归经不同，无的放矢，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归经理论的发明，是对中药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说明了为什么不同的药物在临床上取得不同疗效的道理，既是临床经验的很好总结，又为辨证施治、遣药处方提供了中药效用的理论依据，推动了中药学的发展。而且，张氏在归经学说理论的启示下，进而又提出来引经报使之说，如羌活为手足太阳引经药，升麻为手足阳明引经药，柴胡为少阳、厥阴引经药，独活为足少阴引经药等。认为以上这些药物配伍于方剂之中，可以引诸药归于某经某脏腑，以加强方剂的效用。张氏提出的引经报使理论，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方剂学，对临床有着积极的意义。

张元素对于脾胃病的治疗，有着比较系统、完整的方法。他将脾胃病的治疗总结为土实泻之，土虚补之，本湿除之，标湿渗之，胃实泻之，胃虚补之，本热寒之，标热解之等具体治疗原则。土实泻之，包括泻子、涌吐、泻下。土虚补之，包括补母、补气、补血。本湿除之，包括燥中宫、洁净府。标湿渗之，包括开鬼门。胃实泻之，包括泻湿热，消饮食。胃虚补之，包括补胃气以化湿热、散寒湿。本热寒之，主要是降火。标热解之，主要是解肌等等。他根据脾喜温运，胃宜润降的生理特点，分别确定了治脾宜守、宜补、宜升，治胃宜和、宜攻、宜降等治则，为后世进一步完善与深化脾胃病辨治纲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外，张元素还创制了治疗脾胃病的代表方剂——枳术丸。该方具有治痞、消食、强胃的功效。用白术二两，枳实麸炒黄色去穰一两。同为极细末，用荷叶裹烧饭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多用白汤下，不拘时日。本方系从《金匮要略》中枳术汤演变而来。《金匮要略》此方是枳实用量重于白术，以消化水饮为主，兼顾脾胃。张氏改汤为丸，白术用量多于枳实，则以补养脾胃为主

陈自明字良甫，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约生于南宋绍熙至咸淳年间（约公元l190~1270年），为医学世家。祖上三代行医，至陈自明，其学术上最有成就，成为当时一大名医。在南宋嘉熙（公元1237~1241年）间为建康府明道书院医学教授。陈氏治学十分刻苦，正如其在《外科精要》自序中说：“仆三世学医，家藏医书若干卷，既又遍行东南，所至必尽索方书以观，暇时闭关静室，翻阅涵泳，究及末合”。于医学理论加以深刻探讨，对中医妇科与外科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和全面的总结，著有《管见大全良方》（已佚，仅在《医方类聚》一书中存有散在内容）、《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等。

陈氏对妇女的生理特点，妇科疾病的病因、病机以及治疗均进行了总结，可见其学术思想的概况。他强调了妇女月经的先天来源，突出了冲任、天癸与月经的关系，同时亦不忽视后天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在月经产生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将妇女的生理发育和病理变化分为三个类别，即室女、已婚和七七天癸尽数之后，即青春未婚期、已婚期、绝经期三个阶段，来归纳分析不同的病证。即室女期，由于青春期的变化，思虑积想等情志变化为多，故其病多在心脾。而对于绝经之后的胞宫出血，则多考虑肝肾虚热。至于一般的月经失调，则认为多与冲、任、肝、脾有关。对于妇科诸病的病机，陈氏抓住主要病理变化，注重气血逆乱，经脉逆行，五脏功能失常，生化告竭等方面，可谓治病求本。

陈氏论述外科，强调火热为病变之主体，将痈疽的病因总结为“一天行，二瘦弱气滞，三怒气，四肾气虚，五饮冷酒，食炙煿，服丹药。”即对痈疽的病因从正气与邪气两方面加以归纳，或责之人体虚弱、肾气不足，房劳损伤，或由于七情郁滞，膏粱厚味，外感六淫，这些认识颇为深刻。对于痈疽的辨证，既强调从五脏分证，又注重表里内外，阴阳浅深缓急，同时还注意辨别善恶顺逆，吉凶死生。他所提出的“辨五善七恶”，多为后世医家效法，即“饮食如常，一善也；实热而大小便涩，二善也；内外病相应，三善也；肌肉好恶分明，四善也；用药如所料，五善也。渴而发喘，眼角向鼻，大小便反滑，一恶也；气绵绵而脉涩，与病相反，二恶也；目不了了，睛明内陷，三恶也；未溃肉黑而陷，四恶也；已溃青黑，腐筋骨黑，五恶也；发痰，六恶也；呕吐，七恶也。”并认为五善见三则瘥，七恶则四则危。

对于妇科病证的治疗，陈氏具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如对于情志所伤而致的经闭，他反对盲目滥用凉血行血之剂，主张患者必须改易心志，同时用药扶持，可用柏子仁丸（柏子仁、牛膝、卷柏、泽兰叶）、泽兰汤（泽兰叶、当归、芍药、甘草）等制虚火，益阴血；对于风冷客于胞络，而月经不利者，主张以牛膝散（牛膝、桂心、炒赤芍药、桃仁、玄胡索、当归、牡丹皮、木香）；经行腹痛者，宜温经汤（当归、川芎、芍药、桂心、牡丹皮、莪术、人参、甘草、牛膝）、桂枝桃仁汤（桂枝、芍药、生地黄、桃仁、甘草）。对于妊娠诸病，陈氏又根据其特点去治疗，如妊娠小腹痛者，用紫苏饮（紫苏、当归、灸甘草、大腹皮、人参、川芎、橘皮、炒白芍药、姜、葱）、八珍汤（当归、川芎、白芍药、熟地、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妊娠心腹胀满，用下气汤（羌活、炒赤芍药、炙甘草、槟榔、青皮、大腹皮、陈皮、赤茯苓、姜半夏、炒桑白皮、桂心、紫苏梗）等。虽然治疗的方法多种，但陈氏在治疗时有一个基本论点，是以血为本，因此妇人病证治疗当注意血分。

对于痈疽的治疗，陈氏强调内外合治，注重脾胃。他认为在外科治疗中，应当十分重视患者脾胃的盛衰，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针对局部，仅仅运用清热解毒，而是从整体考虑，全身治疗。对于痈疽发病过程中的一些临床证型，总结出不少有益的经验。诸如，症见发病

李东垣（1180～1251）

李杲，字明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晚年自号东垣老人，他是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

李杲出身富豪之家，自幼沉稳安静，极少言笑，十分喜爱读书。李杲20多岁时，他的母亲患病，请了许多医生前来，治疗无效，也就糊里糊涂地病死了。这件事对他的触动极大，从此便立志学医。他听说易州的张元素的名声很大，便携重金前去拜师学医。由于他有很深的文学功底，学习得很快，几年以后，就已经学得很好了。

李杲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时有瘟疫流行，他见到许多人患了“大头天行”的病，头大得像西瓜一样，非常痛苦，便潜心钻研《内经》、《伤寒》等书，终于研究出了一张方子，治疗此病非常有效，后来，他将这张方子刻在木碑上，插在人来人往的热闹地方，病者抄了回去，几乎没有治不好的。有人还将这张方子刻在石碑上，以便流传更广，当时人们都以为是神仙留下的神方，李杲也就有了“神医”之名。

此后不久，李杲为躲避元军侵扰弃官迁居汴梁（今开封）。居汴梁期间，他常为公卿大夫诊治疾病，疗效非常显著，名声为之大振。金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 年）元兵南下，围困京都近半月，解围后，民众因劳倦、饮食不节、惊恐等致疫证流行，城内病者甚众，但很多医生未得明辨，使死者日以万计。李杲目睹此惨状，感触极深。从中原北返后，寄居鲁北东平、聊城一带，以医为业达六年。1244年，64岁的李杲回到家乡真定，临床之余，将多年经验体会著述立说，创立了以 “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

他精通医术，但并不行医。而每次为人治病，疗效甚佳，常给亲朋看病开方，对于治疗十分有心得，尤其对中焦脾土在治疗中的意义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老师，易水学派的张元素就很重视脾胃。他的学说就充分地继承了这一点。李杲是富家子弟，平时交往的多是一些上层社会的有钱有势的贵人，他们养尊处优，膏粱厚味，易伤脾胃，所患疾病多属此类。另外，当时适值元兵南下，战乱频繁，人民在饥饿、惊慌、忧愁中生活，大多起居饮食没有规律，也很易伤脾胃。鉴于此，他认为只读古方是不够的，必须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分析病人的特点来研究方药，这些也是他建立脾胃学说的社会条件。

李东垣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这与《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内伤疾病，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刺激。另外，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脏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同时，各脏器的疾病也都可以通过脾胃来调和濡养、协调解决。但他绝对不主张使用温热峻补的药物，而是提倡按四时的规律，对实性的病邪采取汗、吐、下的不同治法。他还十分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强调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可犯虚虚实实的错误，这样就使得他的理论更加完善，并与张子和攻中求补，攻中兼补的方法不谋而合了。

李东垣的独特理论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也体现了他对于《内经》等著作细致研读的成果。其著作《脾胃论》对后世医家关于脾胃病及以脾胃为主的治疗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起到了指导作用。

其主要著作包括：《脾胃论》3卷(1249)、《内外伤辨惑论》3卷(1231)、《兰宝秘藏》3卷(1251)、《伤寒会要》、《用药法象》、《东垣试效方》等。而题名为李东垣撰的《保婴集》、《伤寒治法举要》、《

张子和（约1156～1228）

中国金代医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名从正，号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世业医，学宗刘完素。精医术。主要学说内容为三法六门。强调病因多为外邪伤正，病以热证、实证为多，疾病分风、寒、暑、湿、燥、火六门。主张祛邪以扶正，治病善用汗、吐、下三法，后世称攻下派。但亦注意适时补益。其先攻后补之治法一反滥用温补之时弊。又曾用心理疗法治愈因惊得病的顽症 。麻知几等辑其草稿，整理其经验，编成《儒门事亲》15卷。另著有《三复指迷》、《张氏经验方》等。

刘完素(约1110～1200年)，字守真，别号守真子，自号通玄处士，金比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又传原籍为河北甘肃宁杨边村

(今师素村)，他自幼聪慧，耽嗜医书，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他初曾拜陈先生（陈师夷）为师，学成后独立行医，声誉渐隆。其为医，独好《素问》，朝夕研读，手不释卷，终得要旨，并根据其原理，结合北方环境气修特点，及民众饮食醇厚、体质强悍的特性，围绕《内经》病机十九条，倡伤寒火热病机理论，主寒凉攻邪，善用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方治疗，名盛于大定、明昌年间(1161～1195年)。金彦宗曾三次征聘，坚辞不就，章亲爱其淳素，特赐号为“高尚先生”。随着他的创新理论广泛流传，师从者甚多，先后有穆子昭、马宗素、镏洪、常德、董系、刘荣甫、荆山浮图等从之，私涉者也不少，如张从正、程辉、刘吉甫、潘田坡等，最终形成明显的寒凉攻邪医风。开创了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河间学派”。

刘氏一生著述较多，主要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1172年)15卷，《素问玄机原病式》(1186年)，《内经运气要旨论》(即《素问要旨论》)，《伤寒直格》(1186年)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二卷)，《三消论》《附《儒门事亲》》，《素问药注》(已佚)，《医方精要》(已佚)，其他托名刘完素的著作还有《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河间刘先生十八剂》、《保童秘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等。后人多把完素的主要著作统编成“河间六书”、“河间十书”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著作。